“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每每哼起罗大佑的《童年》，就会想起自己小时候无忧无虑和大自然厮混的快乐时光。在湖南那个偏远的乡村里，群山青翠，炊烟袅袅，流水淙淙，风景美如画，那广阔的田野山间便是我们玩乐的天堂。肚子饿了，就漫山遍野找吃的，大自然就是我们最好的零食铺。
春天，万物复苏。植物抖落一身的雪尘，萌芽冒尖，长出脆生生的嫩芽。在山坡上，长着一种带刺灌木状植物，远看像是玫瑰花的枝叶。一场春雨，似乎敲醒了它们沉睡的心灵，嫩嫩的青苔争先恐后从枝叶间冒出来。清晨，叶片上还挂着露珠，青苔也翠绿湿润，这时候采摘，格外新鲜。避开那尖尖的硬刺，一根根小心翼翼地掐下来，剥去带刺的外皮，咬下去脆甜爽口，我们叫它“刺苔”。“刺苔”也算是“时令食品”，在春风的吹拂下，三五天以后就会慢慢变硬，最后变成枝条。为了保鲜，我自创了一个好法子，摘一捆回来用冰凉的井水泡着，每天换水，那新鲜劲能维持一星期。
还有一种“秧泡子”是我喜欢吃的，老家方言叫“地泡”。它在插秧的季节成熟，因此得名，彰显着农民们的大智慧。“地泡”长得有点像草莓，个头比草莓小，但味道比草莓更甜美纯正一些。山脚边和田土边，日照最充足，“地泡”树也最多，一簇簇，一丛丛。那一颗颗红艳如火的“地泡”成群结队地挂在那里，恣意地晃动着你的眼睛，撩拨着你的味觉神经。
奶奶中年时便掉光了牙齿，硬的东西是无法吃的，而熟透的“地泡”用牙床轻轻一磨就有甜汁出来，所以奶奶对“地泡”也情有独钟。每次去看牛打猪草，我都要顺手摘一把最红最熟的“地泡”用衣襟布兜着回来给奶奶吃。这时，奶奶会放下手里的活计，把“地泡”用井水轻轻洗两遍，拿条小凳子坐定细细地品尝。她的嘴巴一瘪一瘪的，碰到没有红透的“地泡”有点酸，眼睛就会眯成一条缝。奶奶边享受着这“地泡”的酸甜，边漫不经心地教我怎么分辨“地泡”和样子长得差不多的“蛇泡”。“蛇泡”树比较矮，沿地长，叶子比较宽，颗粒也小一些，还经常有一些白沫沾在上面。“蛇泡”有毒，不能吃。我当然很快就能辨认出，可奶奶还是每次重复这番话。
每每见到“蛇泡”，看见那一堆堆白沫，心想这是不是毒蛇吐上去的口水呢。赶紧绕道而行，生怕那白沫沾在脚背上、腿上而中毒身亡。那一丛丛“蛇泡”，只能在山间孤独地妖艳着，无人问津，连牛儿对这魅惑也视而不见。有时我故意把缰绳牵住让牛吃，它闻一闻就把头抬得高高，或者把头转一边去以示反抗。难不成它也知道“蛇泡”有毒，那又是谁告诉它的呢？
山里可吃的野果子很多，很多叫不出名来，但我们从小似乎就知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也许这就是山里孩子的天赋吧。那野板栗，刺茸茸地包裹着果子，砸开来就是美味。野樱桃，杨木奶，一串串，红的，黄的，挂满枝头，伸手可摘。春风一吹，山茶树开始萌芽长叶，总有那么一两片叶子会变异成可口的“茶泡”（方言），那是我的心头好。“茶泡”有圆形的，有厚叶的（像那些肉肉植物的叶子）。它可是个稀罕物，一棵山茶树也不定能长出一个。味道堪比莲雾，清甜爽脆，口感极好，所以每次发现都如获至宝。
好不容易看到一个在青枝绿叶间探头探脑，遮遮掩掩的“茶泡”时，我往往会转移视线并虚张声势地喊身边也在寻找“茶泡”的小朋友：“喂，你们的牛好像不见了，都去哪儿了，还不去找啊？”他们当然害怕找不着牛回家挨骂，作鸟兽散状找牛去了。而我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爬上树摘了“茶泡”放进了口袋。然后，找一块软软的草地，躺在那儿，看云卷云舒，听鸟儿在枝头的婉转啼鸣，再一小口一小口将“茶泡”吃下肚去。那份惬意，不亚于如今在西餐厅听着克莱德曼的钢琴曲享用一顿“法式大餐”。
每年七八月份，是相子果成熟的季节。把饱满的果子摘下来，用竹签插在上面，就成了我们最好的玩具。手指用力一搓竹签，相子就可以在地上或桌子上旋转起来，常常比赛看谁的相子最后停下来。我们女孩呢，喜欢在相子上用烧红的铁丝烫一个洞，十个八个串起来，拿来“踢房子”（地上划格子用珠算串或相子串跳来跳去的游戏）。而大人们总想着在餐桌上变点花样，会把相子果晒干磨成粉，中间不知道经过了什么工序，端上桌来时，已是一盘墨绿色比豆腐硬朗点的菜肴。有点涩，有点苦，我们小孩都不爱吃，可大人们吃得津津有味。
山里不但有吃的，还有喝的。掐住金银花的尾部，轻轻一拉，把花蕊拉出来后，伴随着一起出来的还有一点点的金银花露，吸吮在嘴里有金银花的香和甜。摘几片映山红叶子放口里嚼嚼，有酸酸的汁液入口，很是解渴。还可以找一朵开得正艳的山茶花，把嘴巴凑过去，伸出舌头，在花蕊间舔舔，蜂蜜的香甜便在唇齿间充盈。每每放牛归来，我的身体似乎被各种花的香甜味儿浸泡过，肚子里不是装着这样，就是装着那样。牛儿漫山遍野吃草之际，我也大大方方地接受了大自然的馈赠。
这些都是挂在树上看得见的，土地里也埋藏着不少呢！葛根、白茅根、土茯苓，都是我们的好零食。放学回来，书包一丢，拿上一把小挖锄，几个小孩不约而同就往山坡上跑。有时一片山坡全是葛叶，也不知道根兜部在哪，只能每人扯一根葛藤，慢慢追溯。在扯藤的间隙，会突然从浓密的葛叶间窜出一条蛇，吓得我们魂飞魄散。后来学精了，先找一些小石头丢进葛藤丛，等没有动静时才动手。找到了根兜，几个小孩通力合作，挥汗如雨，也能挖出一长条葛根来。拿到战利品，分成几段，把外面带土的皮一剥就啃起来，吞下粉粉甜甜的汁液，吐得一地都是渣子。
相对于葛根而言，白茅根就容易挖多了，就长在路边，根部也不深，挖出来洗洗就这样嚼，但渣多汁少，挺费牙齿功夫。那土茯苓呢，大多长在山里，扎根很深，要挖出来也颇费体力，只能是大人上山砍柴顺便挖点回来。记得有一次，爷爷挖回来的土茯苓很嫩很粉，我嚼巴嚼巴都吞了下去，第二天肚子开始隐隐作痛，一摸硬鼓鼓的，怎么也拉不出大便。奶奶急了，让我趴在她的腿上，脱了裤子把我屁股扒拉开，用小勺子慢慢伸进肛门帮我掏，结果掏出来的全是一堆没有消化的土茯苓渣子。从此与土茯苓绝缘，谈之色变。
爷爷奶奶为解几个孙儿孙女的馋劲，不知道从哪弄来了果树苗，种了桑树、枣树、桃树、柑子树、橘子树等，甚是丰富。所有的果树，奶奶是不让我爬上去的，只要一爬她就用棍子敲我。说什么女孩上树就不结果子了，不知道这是从哪听来的谬论。迫于奶奶的淫威，也只好看着那一树树的果子叹息。兄弟趁机欺负我，他们爬上树大吃一通后，故意丢个吃剩的核来气我，还洋洋得意地大笑。
我愤怒地拿起一根长竹竿就往他们屁股上戳，武力的结果当然能得到一点吃的。可他们下树来，还是要在我屁股上拍几掌还回去。不知道哪一天，我终于忍无可忍，趁奶奶不注意，爬上树去摘起果子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吃了一顿。忐忑不安地等待了一年，发现第二年果子照样结得好好的。我赶紧告诉奶奶，奶奶不语，对我爬果树一事也就默认了。
当然，偶尔我也会花钱买点零食来吃。钱从哪来呢？摘金银花，采夏枯草，把青橘子切成片晒干卖到药店，能换来几个小钱。有时候也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在妈妈的衣袋里摸个五分一毛的，早上上学时在鸡窝里偷一两个鸡蛋带到学校的小卖部。那时候一个鸡蛋一毛钱，一分钱一粒的糖果，五分钱一包的酸梅粉，奢侈的时候买根棒棒糖，剩下的钱就存起来。
到夏天的时候，看到推着自行车贩卖冰棒的，捏着积攒的零花钱一路飞奔过去，站在那为买五分钱的“奶油冰棒”还是一毛钱的“绿豆冰棒”思想斗争老半天。看到那半截子都是绿豆的雪糕，早已垂涎欲滴，可终究舍不得好不容易积攒的零花钱，多半是买五分钱的奶油冰棒来解解馋。
还有一些零食可是稀罕物，只有在逢年过节家里来亲戚的时候才能吃到，葵花子、西瓜子、南瓜子、花生，还有奶糖和饼干等。也不知道奶奶把这些东西藏在哪里，一有客人来，她就能变戏法似的装上一碟来。看着那梦寐以求的零食，我两眼放光，又不敢进去拿，只能在门缝里张望着流口水。客人前脚一走，我就飞扑过去把客人没吃完的糖果饼干瓜子花生装满衣兜和裤兜。
等奶奶送完客人回来，看到碟子里的东西寥寥无几了，就会唠叨：“这个死妹子，这么好吃，以后嫁人了，还不讨婆婆嫌啊？”我在远处听了只觉好笑，管他什么婆婆，吃了再说。有时候口袋装的零食多了，没吃完或者不舍得吃，晚上就成全了老鼠们的盛宴。一早起来，看到烂了的衣兜裤兜和一地的瓜子花生壳，欲哭无泪。我知道妈妈的一顿责骂定会随之而来，来一顿“竹笋炒肉”（用细竹条打在身上以示惩罚）也难说。骂也骂了，打也打了，但收效甚微，最后妈妈干脆不给我的衣服裤子做口袋，这一招终于把我打败。
过年的时候，有一样东西最值得期待，那就是爆米花。那个打爆米花的中年人一到年关就会准时出现在我们村口，打响第一炮以后，小孩们便奔走相告“打爆米花咯！”。于是，各家都有大人们带着孩子出来，提着一两斤大米，有讲究的人家会自带一小杯白糖，没带白糖的师傅会帮着加一点糖精混在一起打。一会儿工夫，听到一声巨响，麻布袋里就是好吃的爆米花了。奶奶对爆米花是放松管制的，不会藏着掖着，就用塑料袋装好放在厢房里。我想放松管制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快要过年了，让孩子们打打牙祭；二是爆米花是用自己家的大米打的，就花了点加工费没那么心疼。我们也乐得饱食几顿，连饭也省了。其实添加了糖精的爆米花会甜到发苦，掩盖了大米的自然芳香，可当时觉得那也美味无比。
作家安妮宝贝说，人所习惯并带有感情的食物，总是小时候吃过的东西。对于当年不知道什么是薯片、巧克力，几乎没有零花钱的我们来说，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嘴里最好的零食。随着童年的逝去，那些零食便成了内心深处的一种念想，留在记忆里，成为只可言说的故事，偶尔缅怀一下。
而那些“刺苔”“地泡”和野果子之类的，山里的孩子们也早已经不再青睐，因为他们口袋里有了零花钱，商店里有了丰富多样，口感更好的零食供他们选择。时代在变迁，社会在发展，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历史的长河都在裹挟着我们一直向前。逝去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来到的也不一定是最坏的，我们唯有顺应潮流，俯首听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