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间读到两首咏牛诗：李纲的《病牛》“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精疲谁复伤。但使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和孔平仲的《禾熟》“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斜阳。”两首诗牛的形象不同，主旨迥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诗中的牛都已老迈，无力耕田，只能“卧残（夕）阳”。“卧残（夕）阳”三个字狠狠撞击着我的心扉，我几乎要落下泪来，对于牲畜来说，“卧残（夕）阳”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的晚景？我不禁忆起了我家曾经养过——也只养过的一驴一骡来，它们恐怕很难有“卧残（夕）阳”的幸福晚景！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耕田种地主要还是靠牲畜，家乡方言称牲畜为“头伕”。何以称为“头伕”？我的理解是做苦工的头等劳力。一个春日，父亲从骡马集市上买来了一驴一骡。这一对驴骡是母子。母驴那时已经老了，毛色灰白，黯淡无光，性情非常温驯。父亲特别爱见的是它那半大不小但还正在吃奶的孩子——一匹欢蹦乱跳的骡驹。骡驹毛色火红鲜亮，因为是骡子，体型比其母亲还要高大。头半年，父亲没有给红骡驹拴上缰绳，任由它像小狗一样满院子撒欢玩耍，全家人都喜欢这头红骡驹，喜欢得不得了。那时，我们全家刚从东北迁回老家没多久。我家在东北日子过得相当红火，俗话说“一搬三穷”，再加上父亲做生意投资失败，家境竟一下子跌落下来。不过，好在那时大家都穷，也就显不出我家的贫困。我家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不会种地。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刚施行没多久，那些种田的好手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用辛勤的汗水换来富足的生活。只可惜，父亲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但却从来不是一个本分的农民。他高中毕业后投考大学，因为出身不好，入学后又被取消了资格，只好在乡镇学校做教师；又因为他批评了一个根正苗红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大队长的女儿，就要被抓起来挨批斗了，一个好心人偷着通报父亲，于是当时年仅十七岁的父亲只身逃走，从此漂泊新疆、内蒙一带，后来落户黑龙江省伊春地区小兴安岭下的一个小山村——红旗公社红卫大队第三小队机油房。在那娶妻生子，直到八十年代初才重返故土。父亲从未种过地，年轻时学过写作，创作过长篇小说但未曾发表，后来就放弃了，开始偷偷摸摸做些小生意。也正是因为父亲头脑灵活，所以在全国都缺吃少穿的年月，我们一家人照样丰衣足食，羡煞好多人。母亲比父亲小八岁，更不会种地，论出身，她是正儿八经的县城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外公家因为是全县排得上号的大地主，新中国建立后日子自然不好过，在比父亲更早的时间逃难到了东北，落户到天升镇解放屯大壕外，距离后来父亲落户的村庄仅二十里之遥。母亲是在我二舅妈、外婆贫病交加相继饿死后只身到东北寻亲，她那年虚岁才十三。就是这样一对夫妻，谁都没攥过锄头把，再加上父亲与伯父因为一些纷争兄弟反目，我们在老家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我家的地和伯父家的地紧挨着，相同的土壤，种相同的庄稼，伯父家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禾苗在南风中欢乐地舞蹈；而我家的却是“草盛豆苗稀”，打的粮食几乎连公粮都缴不上，更别说留着自家吃用了。我们兄妹三人，尤其是二哥，非常要强，一齐指责父亲没种田的本事。父亲也不甘示弱，坚称不是他没本事，而是家中缺劳力。父亲说的也是实情。当时农村人眼皮薄，没远见，很少有人供孩子上学，女孩子就更不用说，往往小学毕业后就辍学了。在家干啥呢？农忙时节下田干活，农闲时节就给牲口割草，或者是拉个小平车去树林子里扫落叶、铲杂草，落叶、杂草俗称“垫坑”。忙碌一晌的成果就是要么挎回一大篮子青草，要么拉回满满一车的“垫坑”，倒进自家的粪坑里积肥。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院子里都有一个很大的粪坑，当然我家除外——我家没人拉“垫坑”。我念完小学念初中，念完初中念高中，一路念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虽然偶尔也拉着平车拉过“垫坑”，但我的主业就是学习，在这一点上，我永远佩服和感激我的父亲母亲。
现在家里终于有了一驴一骡，相当于增加了两个劳动干将，种地有了帮手，一家人怎能不欢欣鼓舞？当然，白驴是有些老了，父亲套车往田间送肥时，让老驴驾辕，又套上红骡驹在旁边帮套。我们无论谁跟车都是从不舍得坐车上的，生怕累坏了这对母子，遇到上坡路，就跟在后面拼命地推。父亲赶车时，总是在老白驴头上虚晃一鞭，吆喝一声：“老哥呀，加把劲！”又拍拍红骡驹溜光水滑的背脊：“骡儿呀，用点力，该学干活了，帮你娘一把！”红骡驹套绳时松时紧，一蹦一跳地走着，有时走着走着，居然低下头来想拱到白驴身下去吃奶，真让人哭笑不得。
老白驴拉车还能将就，犁地靶地可就太吃力了。无奈，父亲只好让我的两个哥哥——他们也像红骡驹一样，都是半大小伙子——一边一个帮套。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我半夜去牲口棚给老白驴和红骡驹添草料，发现槽前多了两匹黑驴，戴着扎脖，不知刚干了什么活，累得呼哧呼哧地喘气。我上前仔细瞧，它们也都眼睛湿润润一闪一闪地望着我，我这才发现，原来是我的两个哥哥。这是我做过的最难忘也最悲怆的梦。
白驴尽管老了，但在秋天卖柿子的时候却派上了大用场。我村的柿子园远近闻名，也许是水土的原因，也许是时间久了的缘故，反正我村的柿子比其他乡村的柿子都要大要甜。我家有八棵半柿子树，其中半棵是和伯父家伙着的。父亲种田不在行——主要是不上心，但在经管果树上却很钻研。金秋时节，我家的柿子树都结满了黄澄澄的大柿子！真是扬眉吐气呀！大部分柿子摘了，用三个每个都能装五挑水的大水缸腌上，凉水腌三天以上，温水只需腌一天半，捞出来，原本涩得翻不过舌头的柿子就变得脆生生、甜滋滋的了。少部分柿子摘了，一大筐一大筐地下到地窖里，点上一把稻草烘一下，然后封上地窖口。可别小瞧这一把火的热量，一天半后，筐底铺上柔软的麦秸或稻草，一小筐一小筐地捞上来，原本硬邦邦涩得翻不过舌头的柿子就变得软软的、甜滋滋的了。“老年人吃柿子——专拣软的捏。”没牙的老人喜食软柿子，揭了皮就能吃，用嘴慢慢吸，甜得像糖浆。但软柿子运输携带极不方便，叠放或挤压很容易破皮。父亲自己设计请木匠特制一辆大平板车，专门用来运送软柿子。我家的这辆大平板车十里八乡的几乎无人不识，简直成了我村柿子的招牌。我在县城卖柿子或者游乡串村卖柿子，都比别人要快。我家的柿子没卖完，别人家的基本上都卖不动。以前家里没毛驴的时候，母亲住在县城娘家专门负责卖柿子，放秋假的我则专门负责运送。拉着平板车，从家到县城，我一天走一个来回，往返三十多里，中间还要走坑坑洼洼的土路，还要爬又长又陡的黄河大堤。虽然我那时才十三四岁，但脚底下都是磨出的老茧，光脚踩在地上，刺都扎不进去。有了老白驴就不同了，我套上驴车，步行跟着，也是一天走一个来回，但却轻松多了。老白驴年岁大，气力小，走得很慢很稳，运送柿子要的就是这个慢与稳。与此同时，已经断了奶的半大红骡驹则和父亲哥哥们一起忙着收秋。
后来，我家又有了桃树园，整整三亩，每一棵桃树都是我那心灵手巧的二哥亲自嫁接的，他只是看过伯父嫁接一次便偷师学会了这门技术。桃树园在很长时间都成为我家主要的经济来源。熟透的桃子和软柿子一样娇贵，每年赶上暑假上市，我又负责运送桃子，老白驴自然又成了我的得力助手。当然，我俩也闹过别扭。我在小小说《卖桃》中曾经写过这样的一件事：
“雨哗哗地下着。
‘不就是一个小水坑吗？你咋就怕成那样？瞧我是怎么过的！’
我卷起裤腿，一次次涉水而过。可是那头老驴，却还是不肯向前挪动半步，无论我怎样推拽赶打。
当第十次趟着冰凉的泥水回来，我彻底绝望了，搂着驴脖子，不禁大哭起来。
这头老驴比我还大，老得毛都快掉光了。这样的雨天，这样的烂泥路，原本就不该赶它出来。
老驴浑身湿漉漉的，冰凉中又夹杂着些许的温热。热的汗，冷的雨，连同我滚烫的泪，在它的脖颈上蜿蜒成一条小溪，老驴不停地摆动着耳朵。
回首来时路，水天茫茫；望望前路，依然是水天茫茫••••••”
文中的老驴就是老白驴，它那次实实在在地让我领略了它的驴脾气，害我在雨中痛哭，最后不得不让步，绕行了很远的路才艰难地回到家中。说来也怪，我和老白驴的感情就是在那时建立起来的。对于交友，我一直持这样的一个观点：要能好能歹，经得起争吵，每一次争吵，每一次和好，心都会贴得更近；如果一吵架就生分了疏远了，那样的友谊不是真友谊。我和老白驴的深厚的感情就经受住了考验。
我对老白驴一直心怀感激。自从家里添了这娘俩，割草、铡草、淘草的任务就落到我和二哥的身上。我们每天放学后就飞奔回家，挎上篮子、小铲刀就去田间地头搜寻最青嫩的野草，回来后用铡刀细细铡了，淘得干干净净的——大盆里的水清清亮亮的，这才拌上麦麸或者玉米粒给它们娘俩吃。但是老白驴还是日渐衰老，走路都开始打晃了，红骡驹也已长成壮健的骡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娘俩开始掉了个个儿，运肥时红骡儿驾辕，老白驴帮套。老白驴帮套时脚步踉踉跄跄，但套绳却一直都是绷得紧紧的。父亲常常心疼地抚摸着老白驴的脑门说：“骡儿正当年，它自己都拉得动，我把你套上是想让你娘俩做个伴，你不用使那么大的劲儿。”
再后来，大哥二哥相继高中毕业了，也跟着父亲开始做木材生意。我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了，村里有很多老实巴交只会种地的农民求着父亲带上他们一块做生意，作为回报，我家田间的活计他们全包了。我转到县城读高中了，住校，一个月才回家一次。那年中秋回家后，我发现老白驴不见了，红骡儿也不见了，家里多了一部新拖拉机。我问母亲它们娘俩哪儿去了。母亲说：“老白驴被你爸牵到集市上卖了，红骡儿被你姑姑家牵走了。”我很吃惊，问母亲为什么。母亲说，现在咱家不种地了，家里根本用不着这娘俩了；再说，也没人给它们娘俩割草呀。这倒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外公病了，母亲和大姨、二姨轮流去医院伺候外公，父亲和哥哥们有时一两个星期也不回家一趟，我就更不用提了。吃饭时我问父亲把老白驴卖到哪儿了，父亲沉吟半晌说：“反正不是卖给锅上了。”我又问“卖给锅上”是什么意思，端着饭碗来串门的邻居大爷解释说，牲口老了，干不动活了，就卖给宰牲口的杀肉吃，就叫“卖给锅上”了。我心头一紧，含着满眶的泪，定定地看着父亲的眼睛：“爸，你确定真的没有卖给锅上？”父亲迟疑了一下，但最终还是坚定地点了点头。我撂下饭碗，再也吃不下去了，走到牲口棚，摸着空空的食槽，无声地哭了很久。哭过之后，我骑上自行车去邻村我姑家，果然在姑姑家的牲口棚里看到了红骡儿。我攀着红骡儿的脖子摩挲着它的脑门，又踮起脚亲了亲它的脸颊，红骡儿眼睛湿润润一闪一闪地望着我。我心头一惊，多么熟悉的目光，我仿佛看到了梦中两个哥哥化身的黑驴的眼睛。我本想问父亲老白驴究竟卖到了哪个村子，如果不太远，我还可以去看看它，捧一把草料再亲手喂喂它，但是我却一直没敢问。老白驴那么老了，谁还愿意买这么老的一头驴白养着它？
随着岁月的流逝，时光冲淡了一切。我大学毕业后先在离家四百多里一座城市上班，三年后又辞职去了南方的一个滨海小城。自那以后，我再也没看到过我家的红骡儿，就更别提老白驴了。结婚生子后，已经年过六旬的父亲正式宣布“退休”，带着母亲到南方帮我带孩子。父亲是闲不住的人，买菜煮饭做完家务后还有大把的时间，于是他便开始看书。父亲最爱看名人传记，一边看一边还拿个笔记本做摘录。有一次我下班回到家，一开门就闻到了一股焦煳味，急忙冲进厨房关上煤气炉灶，用一块厚抹布垫着揭开锅盖，锅里的大米都快炭化了。父亲呢，他老先生正坐在窗前的一张小木椅上，捧着一本书读得津津有味。我拍拍父亲的肩背，父亲抬起头迷茫地望着我，突然大叫起来：“蒋介石，蒋介石，快去关火！”“你叫我什么？”我笑着夺过父亲手中的书，一看封面，原来是一本《蒋介石传》。
不知从啥时候起，父亲又开始写起了日记。孩子跟着父亲母亲睡，一天夜里，我听见孩子哭，就爬起来去父母亲的房间看孩子，发现父亲还没睡，压得很低的台灯下放着他的黑皮日记本。母亲刚给孩子换完尿布，孩子又安安静静地睡着了。我低下头瞧父亲写的日记，写的正是老白驴和红骡驹。那一瞬间，仿佛过电一般，一段久远的记忆突然复苏！我说：“爸，老白驴肯定早就下世了，红骡驹恐怕也早没了。老白驴你当年究竟卖到了哪里？”父亲的神情突然黯淡下来，声音嘶哑地说：“老白驴恐怕还是被杀了。我没有卖给锅上，但我一直怀疑买咱家老白驴的那个人是个二道贩子，要不他买那么老的驴干什么用呢？”父亲缓慢地合上了日记本，他长满老人斑的手微微地发着颤。我无语地走出房间，走到走廊上，秋夜正凉，秋雨哗哗地下着，我又记起了当年的那场特大暴雨，我站在雨中，搂着老白驴的脖子嚎啕大哭的场景。
而今，又是十几年光阴流逝，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老白驴，红骡驹，只活在母亲、我和两个哥哥的记忆中。如果有一天我们也都不在了，那么还有谁知道这世上曾经有过一头白驴和一匹红骡儿呢？就连我们，也终将被遗忘。我知道，老白驴和红骡驹最终都难逃卖给锅上的命运。我不敢想象当屠夫走向我家的老白驴和红骡儿的时候，它们会是怎样的心情，会不会怨恨它们曾经的老主人和小主人。生而为人，该是多么的幸运，掌握着很多动物的生杀予夺的大权。可是那些动物呢？那些惊悚颤栗的生灵，造物主可否看见它们湿润润一闪一闪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