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草萋萋，白鹭翔集；有座古城，在水一方。这是描述哪里的诗句？这是我可爱的故乡——水城惠州。水，曾经让惠州人举步为艰，于是，人们就寻觅那江岸的渡口，那过江的轻舟……
悠悠横水渡
亘古至今，川流不息的东江从惠州的东北角来，又匆匆向惠州的西北角去，中途与西枝江合力，鬼斧神工地将这片土地大致划分为江南、江北；水东和水西。自有人类在惠州居住至上世纪50年代，人们完全依靠木船这种古老的交通工具往返于江南江北两岸。惠州人将这过渡的船称之为横水渡。
在我牙牙学语时，人民政府已经设立了东江渡口所，东江有了大型的渡船，人们可以搭上装得下十辆汽车和一二百人的渡船过江（初期的规模小些，只能载二三部汽车、几十个人）。但为了方便百姓从多个方向过江，那时东江还有横水渡，至1980年东江大桥通车后才最先撤销了江北至水东的一个渡口及调走了这个渡口的渡船。
时过境迁，如今的年轻人已不知横水渡为何物，更不知横水渡在老辈惠州人心目中的位置，而老惠州人又怎能忘记横水渡呢？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它曾经是惠州人的“脚”啊，它深深融入惠州人的生活，成为惠州人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不要以为，这些怀念横水渡的人是思想顽固的守旧者，其实他们是以感恩的心，铭记那曾经的横水渡，在漫长的岁月里给予人们那么多的便利，那么多的关怀和温暖。
在东江边长大的我，比别人更近距离地接触横水渡并时而听闻它的个个生动的故事。在老辈惠州人对横水渡无限缅怀的记忆和絮叨中，我慢慢地了解了横水渡，慢慢在脑海放大和复原它旧时的模样。哦，横水渡，仿佛穿过岁月的烟尘，从遥远的年代向我走来……
东江在惠州老城的东北面拐了一个弯，形成一个大大的Ｄ字，东江，就像Ｄ字右边的“弯弓”。善动脑筋的人们，就在这Ｄ面的弓背中部自上而下设立了３个渡口。上部的渡口从水北村头（今东江大桥江北桥头西侧）到北门口码头（今桥东市场附近江边）；中部的渡口从水北黄屋石级头（地名，今城市花园附近）至小东门（今公园路与滨江西路接壤处附近）；尾部渡口从水北尾（今惠州大桥北引桥西侧的大榕树附近）至接官亭（解放后的渡口所码头，今拱北桥东桥头附近河边）。
每天，当东方第一抹鱼肚白慢慢扩大的时候，东江从晨曦中醒来，渡口的渡工就开始了一天的劳作。每个渡口都有几条私人的渡船。有坐三五七人的小艇，有坐十来人的小船，还有坐几十人、惠州人称的“牛牯艇”（“牛牯”惠州话是公牛，意为大块头）。渡工视人数多少撑渡过江。
撑渡人一般是依水而居的水北人，从小在东江边上滚打游钓，练就了一身好水性，东江就如他们人生的舞台。尽管这“舞台”只是每日不停地重复着撑竹篙和划桨的动作，但他们知道横水渡在人们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否则，进城来的以及出城去的，全都寸步难行。虽说每位“过水钱”只是两个“仙士”（两分钱），但积少成多，已经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
过渡人和撑渡人就这样相互依赖着，走过世间平凡的日子，走过花开花落的四季。
俗话说，行有行规，家有家规。为了过渡人的安全，横水渡的原则是刮大风落大水（惠州话下大雨之意）决不开渡，渡工的头上永远是好天（微风细雨并不影响过渡）。于是，在一水隔天涯的年代，不停地循环着往返于江之两岸悠悠游曳的小船，成为这条江上永恒的风景。
江北一望无垠的土地，座落着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村庄，亘古以来迁徙到这里的先民都不知经过多少代的繁衍和生息；这里肥沃的田野，盛产南国特有的水稻、甘蔗和番薯，还有荔枝、龙眼、芒果和芭蕉。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农民默默承受着三座大山的重重压迫，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与命运作顽强的抗争。
横水渡见证了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贫苦的生活。看，那穿着缀满补丁黑色大襟衫的是阿娣娘，渡工们早听说了她的故事。年轻时，她是这方圆十里出名的巧媳妇。虽有一双巧手，虽然辛勤劳动，但几十年也没有过上丰足的日子。因她家是地主的佃户，每年辛苦劳动所得，大部分都交了佃租。她从菊花头走来，蹒跚着的步子，可见她身子骨经历的风霜。她手中的竹篮装着一只老母鸡和十几只鸡蛋，她要坐船过江到东坡亭（地名）或番薯行（铁炉湖边）的市场去，卖掉手中的鸡和鸡蛋，用得来的钱，买上一点油盐酱醋。余下一点钱，再给她那如同老牛一般辛苦的老伴打上几两醇香的米酒。“老人家，小心点，慢慢上船不用急呵，别打碎你的鸡蛋。”总会听到渡工阿寿那亲切的话语。
那挑着番薯担子的小哥叫贵财，可他既不贵更没财。在渡工阿森的帮助下，将沉沉的担子搬上了船。贵财擦擦脸上的汗珠，再敞开粗麻布的衣衫，他想让清爽的江风凉快凉快火热的胸膛。这些从全家人口里节省下来的番薯，贵财希望到小东门内的粮油市场卖个好价钱。他与同村的阿香相恋好久了，因为穷，他不知什么时候能娶阿香进门，此刻，他想用卖蕃薯的钱给阿香做件花布衣裳。
那抱着孩子火烧火燎往船上赶的少妇是谁呀？原来是守寡的阿翠。阿翠年经的丈夫春耕在田间劳作，一日不幸被雷电击中而亡。阿翠几乎哭哑了嗓子。坚强的阿翠擦干了眼泪，撑起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家，赢得乡亲们的同情和敬重。匆匆上船的阿翠要求渡工，快点开船吧，说孩子生病了，要到城里的亲戚家借点钱给孩子治病。
横水渡就这样日复一日载着像阿娣、阿贵财以及阿翠这些贫苦的百姓，载着他们微不足道的希望和理想划向江的对岸。
这中间当然也不乏那些穿着绸缎马褂的有钱人坐横水渡过江，他们大多是连轿子以及轿夫一同过江，也多是选择坐较宽大的“牛牯艇”，无非多花一点船钱。过渡者中还有城里的一些贫民和小孩子，他们会带上长竹签和竹篮子专门坐横水渡到水北江边的沙滩上挖黄沙蚬。艰难的世道，黄沙蚬是惠州人餐桌上一道美味的菜肴。
没有谁比撑船人更熟悉那些坐船的人。长年累月在江上行走，红事白事都从船上经过，他们熟悉那些过江的乡亲就如同熟悉自己的家人一样。他们已经见惯了人生中的悲欢离合，也比别人更多地品味人世间的酸甜苦辣。
“坐好了，开船啰！”渡工先用长长的竹篙一撑，小船悠悠地离开了江岸。竹篙和桨，还有橹，那是横水渡必不可少的工具，离岸后的渡船全靠人力先奋力将船向上游撑一程，然后掉转船头，用桨划或摇橹，顺水势斜向驶往对岸。
也没有谁比坐船人更熟悉这些渡工。年年月月坐船过东江，渡工与坐船人已结下深深的缘分。当年，渡工大多是身强力壮的后生仔，当然也不乏逼于生计的老者。风吹日晒，使他们的脸庞呈现古铜的色彩，长时间的撑篙划桨摇橹，个个都练就一副膀大腰圆的好身板。也只有这样的身躯，才可以抵御那江上的风浪。这撑船的后生，竟也打动不少女孩子的芳心呢。惠州人有山歌唱道：“洗衫就要长流水，晒衫就爱长竹篙，行船那有坐船好，嫁郎就嫁撑船哥。”
山歌自然是有出处的。据说那时的渡工除了充满青春的活力，还有着善良的心肠和良好的服务。若有过江的人，渡工是随叫随到的。若遇上天旱枯水期，水北那边会露出长长的沙滩，撑船只能撑到沙滩边，坐船人就须脱鞋涉水而上，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和那些幼小的孩童，渡工们都会扶助一把或背人上岸。诚然，能有几个未娶妻的撑船哥，让姑娘们尽情挑选呢，这歌里更多是赞美撑船人的品行。那年月，穷人的心都是连在一起的。
坎坷的圩渡
临水的惠州不仅商业兴旺、也是集市繁荣之地。惠州城上游的水口、横沥、仍图、七女湖（今称汝湖），下游的博罗、龙溪、东岸、广和以及老城的水东水西都设有圩场、集市。有的地方是逢一、四、七为圩日，有的是逢二、五、八为圩日，而有的是逢三、六、九为圩日。以至惠州几乎天天有人投圩，人们日日可赶集市。当然，惠州邻近农村的农民同样会捎带农产品到惠州赶集、销售。更有一些人利用物价的地区差而“三日投两圩”，倒卖赚钱，这种人被称作“走水客”。一些载着人们投圩赶集的渡船就叫圩渡。
在水北尾沿着江边小路往下游走几公里处，离江边不远有一个叫岭背塘的村庄，村中多为严姓人家。七七事变之前，村里有一个叫石松的汉子，是个古道热肠的人。看着乡亲们担着沉重的谷物走到遥远的水北渡口去过渡，便一心想着如何弄条船回来方便四邻的乡亲。这样的机会他等了很久，直至与村中几个人合伙，千辛万苦凑钱买了一条船。这条可放上一二百担谷和三五十人坐的船算得上是“大牛牯”的圩渡。船上有桅杆，有风帆还有纤夫和撑竹篙的船工。圩渡在无数人期盼的目光中终于启航。这极大地方便了高椅岭、风门坳、陈塘、三角湖、马岭、新村以及沙湖岭等村的农民。人们四方奔走，欢呼雀跃，终于有了像模像样的圩渡了！搭圩渡去投圩啰！再不用赤脚（当时的农民几乎全是赤脚挑担）手提肩挑走上几公里泥沙路去坐船过江。石松和众船家喜上心头。
圩渡每日只开一班：上午九点开船，下午四点返回。挑着沉甸甸担子的农民从江边上岸后直奔小东门（因为小东门内有惠州当时最大的粮油市场），那进城去的农民，满怀希望将手中的农产品快速地卖出去，返回时带回生活必须的日用品。那极端艰难的年月，带回来的那怕只是一盒火柴、一瓶火水（煤油）或一斤盐，都能看见家人喜悦的目光。这让石松和众人更加决心要经营好来之不易的圩渡。
圩渡虽属“大块头”，但还是借助原始的风帆和人力撑篙。靠那撑竹篙的船工，将篙头的肩托（惠州话叫“竹鹅头”）紧紧地抵住自己的肩膀，弯着腰，用尽全身力气撑动木船前进。遇上江上没有风或逆风逆水航行，就要用人在岸上拉纤。这繁重的体力活，决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听听他们唱的《纤夫歌》就知其中的辛劳：“一条缆绳长又长，几人肩腰被套上，逆水拉船脚磨破，船一搁浅泪汪汪；一条缆绳长又长，烈日当头唏嗬上（唏嗬形容纤夫艰难前行，气喘如牛），打风落水（刮风下雨）冷又饿，跌倒爬起算平常……”此外，船尾还得有人摇橹和“驶舦”（掌舵）。
尽管辛劳，石松与众人不辞劳苦，终日在江上奔波。长期超负荷劳动，这个铁打汉子一日竟突发急症走到生命的尽头，临终前念念不忘圩渡，交带大儿子：圩渡是众人的命根子啊，要撑好船，撑好船……
石松的大儿子牢记父嘱，当时还只有十七、八岁的他在艰难中担负起家长的责任，与叔伯们一起出没在烟波风浪里。这样的光景却也没能维持多久，1938年秋，日本仔（惠州人称日本鬼子为日本仔）从大亚湾登陆，不久，惠州沦陷。日本法西斯实行的三光政策（抢光、烧光、杀光），这条圩渡也在劫难逃，最终还是被日本仔毁了。直至1949年秋惠州解放，也没能恢复起来。
阿炎是石松最小的儿子，当时还不满10岁，但已记忆父亲操劳圩渡并倾注了全部心血，又目睹兄长和叔伯们在日本仔毁船后的伤心欲绝，似烙印烙在脑海不能磨灭。上世纪50年代末，在“人民公社好”以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建设热潮的口号声中，已当上生产队干部的阿炎萌发了再建圩渡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因为这不仅是阿炎父亲那代人，也是附近多个村庄乡亲们的愿望啊。圩渡再现渡口，这让阿炎百感交集，思绪万千，父亲临终前的话语仿佛又在耳畔响起：要撑好船，撑好船……
阿炎是真心希望“撑好”集体这条船。他与生产队干部们一起研究制订了管理制度，研究了圩渡如何更好为群众服务。恢复起来的圩渡，让阿炎心中感到无比的快乐欣喜。但好景不长，1966年5月“文革”开始。不久，圩渡被人指责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嫌（因为此时的圩渡收入归生产队所有，渡工以记工分形式年终分红）。给予四邻八乡众多乡亲极大便利的圩渡此时只能无条件地消失。
尾 声
公元2010年秋天，我见到故事中的阿炎，我称他为“炎伯”。身材高大魁梧，行如风、坐如松、声如钟的炎伯完全看不出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提起当年的圩渡，炎伯不胜感慨唏嘘，沉浸在对往事的缅怀中。炎伯与老伴住在江南，他们的家是一栋清静的小楼房，既靠西湖畔，也距东江不远的地方，步行10分钟就可看见那条令他情系一生的大江。炎伯说他喜欢住在这里，他醉心流连东江两岸的风景，尤其是夜晚漫步的江堤，两岸的霓虹灯把这条河流装扮得流光溢彩，铺绣挂锦，犹如神话中的天堂。他说比起他父亲所经历的艰辛，他已经很知足了。
我听说炎伯的儿女们都在江北建有楼房，而且事业上都很有成就，我问炎伯为什么不与儿女们一起住呢，相互照顾会方便些。炎伯呵呵笑着告诉我，他的孩子们都有汽车，跨桥过江来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一切都非常便利。
是啊，我应该知道，这已经不是旧时过江要靠横水渡了。沉重历史的一页已经永远翻了过去，时代在大踏步向前、向前。曾经横水渡、圩渡的地方，东江大桥、惠州大桥、合生大桥还有铁路桥等如一道道绚丽的彩虹横跨东江，将江北与老城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自始确信，那情系一代又一代惠州人的千年古渡，那浪里轻舟，已经离我们远去，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