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惠州接受了从小学（大中小学、一小、持平附小），初中（持平中学）到高中（惠州中学）的全部基础教育。1950年高中毕业前，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望升学，也就未作继续学习的准备，不久即参加革命工作，6年间未再摸过中学课本。1956年春，党中央召开知识工作会议后，政务院发出了向科学进军，要求青年干部报考高等学校的号召，当时我正在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见报后，与同行一名记者商定：响应国家号召，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经领导批准，报了名。当时全台报考的有20多人，经过短期为报考干部办的晚间补习班后，参加了统一考试，结果只有三人上了大学，一人保送上了人民大学新闻系，一人考上华南师院数学系，我考上国内知名的天津大学（其前身为1895年建立的我国第一所工科大学——北洋大学），成为一名调干生。应该说，我在离开中学6年后，仍能考上大学，完全得益于在惠州受到的教育，得益于培育我的学校和老师们。许多往事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在小学，大概是6年级寒假，持平附小主任吴仕端老师指定我们几个同学作读书练习，先交给每人一本书，要大家回去阅读其中一部分。后来吴老师和另一老师再召集大家讲读书心得，分给我的是一本《分省地理》，其中有人口、面积、物产等许多数字。我除了讲各省的特点外还用在其他书学过的方法，把数字列成表格对比着讲，其他同学也都讲了各自的心得，最后由吴老师做总结，肯定了包括我在内的比较好的读书方法。这次读书活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是增强了我能够读好书的信心，另一个是把我所用的比较粗浅的方法给予肯定，加深了我的认识。或者可以说，这就是初步的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吧，这对我以后在学习和工作中进一步理解综合、比较、分析是一种有用的方法颇有启发。现在想来，吴老师组织的活动可算是一次素质教育的尝试吧。
在初中三年级，物理课是我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冯撷常老师教的课深入浅出，毫不枯燥，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讲避雷针的原理，至今记忆犹新。毕业时，他在我和李学鎏同学合照的相片后题字：“一双奕奕的乳燕，展翅高飞，月明风紧，希善自持”，虽然照片早已散失，但殷切期望的话语却永远记在心中。
在高中，李元经老师教的数学给我们打下了很扎实的功底。陈家骥老师教的英语，发音准确，我后来在大学按规定学的是俄语，“文革”后因工作需要又捡起英语来，发现中学时打的基础帮了大忙。林宏瞻老师经常组织我们进行体育锻练和比赛，他的宿舍是我们课余时间造访和交谈的场所。解放后，军管会派来了语文兼政治课教师陶陶然（后调广州广雅中学），当我们听说他曾在北京工作，是世界语协会理事时，对他更加敬佩。他谈吐风趣，讲课引人入胜，课上课下都是同学们的良师益友。在我的印象中，许多老师都把学生当作子女对待，师生关系非常亲切，有助于我们学习成长。
我的老师们在惠州为国家教育事业辛勤工作了几十年，培养了一批批国家建设人才，劳苦功高；今天，有的老师还健在，我遥祝他们健康长寿，安享晚年。
解放初期的惠州广播事业
1950年全国解放不久，能收听广播的人很少，为了迅速将重要新闻传遍全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建立广播收音网。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决定在广州开办收音员培训班，中共东江地委宣传部于8月中旬到惠阳小学教师进修班招收学员，我和同班同学张绍飞、郭瑞俊、郭观钦及惠州师专的两个同学通过了测验，被录取后去广州学习。培训班学员由全省各地、县派出，9月底结束。10月，分配我到惠阳县人民政府建立收音站，归文教科（科长吴明）领导，其他人分配到地委宣传部、连平县和龙门县，每个收音站配给一台直流五管收音机。1950年底，我随县直机关干部下乡之前，曾正常工作了一段时间，收音站的工作任务是在每天深夜抄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记录速度播发的新闻稿，供领导参考及向群众宣传。我曾将一些重要新闻抄成大字报贴在木板上挂到东新桥头，这些新闻要比惠州人看到的当天报纸新闻最少早半天。1951年，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为了做好维修工作，巩固各县收音站，准备在各专区建立修理站，东江地委抽调我和张绍飞二人到广东台参加培训班。5月学习结束，重新分配到东江专员公署，归文教科（科长周大洲）领导。修理站设在东江人民图书馆（平湖门右侧）楼上，当时文教科已有一个同志（潘柏南，不久调广州）在筹办广播，我和张绍飞同志一边办修理站，一边接手建立惠州第一个有线广播站。当时只有一台50W扩音机，一些小功率的高音喇叭，广播站主要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和文艺节目，自己也播放一些唱片的新歌曲。每天播放3次，每次约2小时。播放时间：上午6时30分～8时30分；中午11时30分～2时；下午6时30分～9时。当时人手少，在主要街道的电线杆上拉线和挂喇叭等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干。全城共挂了13个喇叭，其中高音喇叭2个，一个挂在中山西路，一个挂在中山北路的石牌楼上，还有11个低音喇叭分别挂在东新桥头、水东街、中山公园、中山南路等商店二楼，面向马路。此外，惠州召开的所有大会以及大型招待会（如志愿军英模回国报告团来惠州），都由我们负责架设会场扩音设备。那段时间，虽然很忙很累，但觉得这是革命宣传工作，很有意义，干得很带劲。1952年底，东江专员公署撤销，并入粤东行署，我随迁不久即调入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张绍飞同志仍留在惠州，继续从事广播工作。
半个世纪过去了，50年前，惠州城罕见家庭拥有一台收音机，在每天夜深人静时，我在孤灯下认真接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语音讯号，然后变成文字向群众宣传，孤军作战，后来办的有线广播站，也只演绎“二人传”。今天，惠州已经有了自己的电台，不仅能够把中央的、而且还把自己制作的节目直接送到千家万户，作为一名曾从事广播事业的工作者，我能更真切地感觉到，惠州的广播事业和祖国各项事业一样，真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解放前后的惠州群众体育运动
1942～1950年，我是惠州的一个青少年学生，就我所知，除沦陷期间外，惠州的群众性体育运动是比较活跃的，也使我从一名观众逐渐成为参与者，培养了我对各种竞技比赛和锻练身体的浓厚兴趣，以致参加工作后仍自觉坚持体育活动，进入大学后很快就达到一、二级劳卫制标准，到27岁时，在浙江大学校运会上还在三级跳运项目中达到三级运动员标准。可见，群众性体育运动影响很大，让人终生受益。我印象较深的体育活动有：
（一）球类。中山纪念堂前左侧是篮球场（当时一小的围墙外），几乎天天都有比赛，大部分是单位、学校之间的友谊赛，也举行过成人组的正式比赛。我还参加过中学的有惠州特色的百磅组男子篮球赛（每个队员的体重不得超过一百磅，约合45.4公斤）。惠州中学迁回后，有一支以外县高中学生为主的篮球队，在当时的惠州，几乎每战必胜。有一个队员个子不高，技术不错，利用沙土场地，穿着比较平滑的胶鞋，常接球后在球场滑行很远，裁判又无法判他走步犯规，引起观众的笑声。中山纪念堂前右侧是排球场，有时也举行比赛，当时是九人制排球，林宏瞻老师的大力发球和扣杀，势大力沉，几乎发发命中，令人羡慕。每次比赛，观众都是踊跃围观，大部分是青少年学生。
（二）越野赛跑。大约在1942年后，惠州举行过几次环城环湖赛跑，先绕环湖马路跑一段路后从菠萝桥进入苏堤，环绕西湖跑一大圈回到中山纪念堂。记得第一次的冠军是持平中学一个姓马的高中同学，后来得冠军的是惠州附近乡村来的同学，据说他来惠州上学的路上，经常跑步，练就了铁脚板。
（三）运动会。我在初中一年级时参加过一次运动会，运动场是在下埔的一大片空地上开辟出来的，有一条跑道。运动员分三个组别，当时我个子小，只能参加丙组的短跑，而同班同学钟秀南则得到甲组的冠军。除了比赛外，还有童子军的表演等。后来在惠州中学也举行过校运会。
（四）游泳和跳水。抗战期间，在邓庄与园通桥之间，搭有一个木架高台，附近就是一个群众性的游泳场，每天都吸引了不少游泳爱好者，嬉戏跳水，非常热闹。另外，傍晚常有一姓温的聋哑人（照相馆师傅），把东新桥作为高台，从桥中央跳入西枝江水深处，还用各种跳水姿式，花样很多，令人叫绝。在他带动下，后来又有一些追随者相继作跳水表演，吸引了不少观众和路人驻足，成了当时惠州的一景。
（五）远足野炊。这项活动主要是小学生参与。有一次我们从南坛持平中学附小出发，同学们带着从各家带来的炊具、食物、碗碟等，负重步行到下埔西枝江边，分成小组，自己动手支起锅灶，做饭做菜，虽然饭菜做出来不是很好，但吃起来非常热闹高兴。其实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体育活动，即带物远距离的步行，同时也培养了小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团结合作精神。
惠州解放后首次“五四”纪念活动
1950年五四青年节，惠州解放后第一次隆重而热烈地庆祝了这一节日，我作为高中三年级青年学生，参加了节日前后的许多活动，受到了终生难忘的教育。
（一）庆祝大会和新团员宣誓
1950年初的寒假期间，惠州镇团委举办了一个学习班，当时团还没有公开，各中学只有少数学生参加，一些学生后来成为惠州的第一批团员。过后不久，我的初中同学容永泉（后在省委党校工作）和我一起散步时谈到了团的性质、入团条件等，令我这个不问政治的书生大开茅塞。开学以后，学校组织了学习，我提出入团申请，并由同班同学梁样燊、廖汉怡介绍，经批准参加了团组织（当时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四”那天，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庆祝大会和新团员宣誓仪式，惠州中学全体学生高举红旗，敲锣打鼓，新团员们个个戴着红花，排在队伍前面，从县城校园穿过水东街走去会场，引起沿途不少群众观看，当时的兴奋心情真是难以形容，也加深了对国家的责任感，此后我一直把这一天作为我的入团日期。
（二）听纪念“五四”的报告
节日前，由军管会派来惠州中学的校长周大洲同志（后任东江专员公署文教科长）作纪念五四的政治报告。他讲得非常详细、动人，很多同学都认真做笔记，因为他讲的许多史实都是大家第一次听到的。解放前的惠州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一个碉堡，国民党派到惠州中学的校长、军训教官对师生思想行动管制很严，许多同学和我一样，对中国的革命历史、对当时解放战争的形势了解甚少，只顾埋头读书，解放了，才接触了一些新事物。而周校长的报告既讲历史，又讲形势，并对青年学生提出了殷切的期望，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受教育的一堂政治大课。
（三）论文比赛
为纪念五四青年节，全镇举行了中学生论文比赛，我和同学们都参加了，大家都很认真地写。我见到同班的丘挺同学在论文开头还引用了两句名人的诗句。论文比赛的结果是在我毕业离校以后，有人给我转交奖品才知道的，据说惠州开过一次大会发奖，惠州中学成绩最好，其中丘挺同学得了第一名。
此外，在学校还举行了一系列文体活动。
通过解放后及五四青年节的教育，同学们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我们班的同学毕业后大部分上了大学，其中有的同学在大学学习不长的一段时间后，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高潮中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梁样燊、苗文晓……），未上大学的同学分别参加了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人民银行的培训班或县政府举办的小学教师进修班以后，也参加了革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