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俗称过年，是中华民族一年四季当中最热闹、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我们家过年从农历年十二月初一、十五开始，年二十四入年架，到除夕吃年夜饭、送压岁钱，到新年的开年日、新年拜年、初三送穷鬼、初四迎财神、十五点灯、闹元宵，连续热闹差不多一个多月，其中，最高潮的当数除夕吃年夜饭和大年初一、初二给长辈、亲友拜年，拜年时间可延续到正月十五。这是千百年的传统习俗。
送走马年，迎来羊年，2015年农历乙未年羊年，是一个喜气洋洋、三阳开泰的年景，虽然听不到爆竹声，可拜年声、吉祥话到处可以听到。在这个温暖的春天里，我的心里也充满了温暖。真的，好像寒冷天吃了一碗糯米芝麻汤圆，暖暖的，甜甜的，特别舒服。我想借此好时光，借此好心情，以痒痒的手记下过去和现在有关过年的点点滴滴。
“文革”十年造就了我这个无神论者，致使我在年节都没养成点香的习惯，但我的心中一直都有一注清香，这注清香，常常为我的祖上和逝去的亲人点上，我企盼他们的在天之灵能保佑我们，保佑我们家庭和睦、阖家平安，万事如意。我心里最难受的是对的母亲怀念，她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后的幸福生活就匆匆走了。每当我看到那些六十多岁的人在呼唤自己八、九十岁的母亲或父亲时，我的心就会揪着的痛，而且，这痛经常会发生。
人们常说的“好日子”， 我想或许就是客家人的口头俗语“安乐”的日子吧。安乐的时候，难免容易让人回忆和思念。回忆过去的春节，思念逝去了的人。时光走的是那么的快，快得连喘息的间隙都没有。去年才过的年，今又过年，一年又一年，一年复一年，时针慢慢地转，光阴快快地走，一走就是十万八千里。
我小时候的过年
“五福临门”作为一副对联的横批，在千家万户的门楣上贴了一年又一年。但在改革开放以前，“五福”中的“富贵”还是很难光临到穷人家，绝大部分人家依然过着贫困的日子。我们家也是，属中国最底下的贫民百姓，家族里除了我父亲读过三年私塾，其他人都目不识丁。
小时候我们家的过年习俗，都是沿袭祖上的习俗。过年，主要是大人在忙。因为在此期间，他们总想要多多赚钱，以维持过年这段时间的红包钱、购买春节的用品、食品等。我们小孩子也在忙，帮大人做家务。比如，平山过年的风俗是农历十二月的初一和十五为“扫尘日”，用竹枝清扫瓦梁顶的蜘蛛灰尘，扫完以后，又把家里所有的家具如床、桌、椅、门板、碗橱、锅盖等拿到西枝江边的沙坝尾，用稻草沾沙子擦洗干净。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春节前夕就经常帮母亲扛床板到河边擦洗。旧时的床板是杉木的，1.5宽的床由十几小块薄杉木板组成，四、五岁孩童，扛一块杉木床板，小小的身体被床板压得左右摇晃着。到了六、七岁，我就指挥弟弟妹妹帮着到河里洗家具。每到过年前夕，只要你从平山西枝江大桥往下看，在沙坝尾的沙滩上，有一支大扫除队伍，特别是小孩子们，小小的身躯扛椅子、扛床板、扛木梯子，还有拿锅盖的，在沙滩上来来往往，形成一道特殊的春节清洗景观。
到河里洗家具还不算什么辛苦，最辛苦的活儿是帮大人踵粉。过年了，学校放寒假了，我们姐妹俩却不能到处去玩，得帮忙做家务。如做粄，是一项非常大而艰难的工程。粄分喜粄和艾粄还有甜粄。先将大米泡软，然后找碓把软的米踵成粉。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母亲一人踏不动碓，或叫二婶帮忙或叫我和妹妹做帮手。我俩的小脚和着母亲的大脚并排，随着母亲的喊声一起出力，好不容易大半天时间才把十来斤米踵完。我们小姐妹俩直喊腰痛，母亲问：你们有腰的？在哪里？我们很奇怪母亲为什么会这样问，便指着自己的腰回答母亲：我们怎么没腰？这是什么？母亲含笑不回答。
在大喜的日子里，在忙碌的日子里，特别是年三十晚那天，大部分人都是小心翼翼地做事，担心打烂碗打烂钵头，担心讲错话。小孩子盼着家务事快快做完，盼着年快快到来。为什么？那是因为过年就意味着有好吃的、好穿的以及压岁钱在等待着自己，无需担心什么、害怕什么，只要顾着高兴就是了。从年三十晚到年初三是我们最神圣、最幸福的日子，即使做错了事，身上也不会挨巴掌或挨鞭子（竹枝）。“过年要讲好话、不打骂孩子”等风俗，像一道紧咒箍，紧紧地约束着人们，即使孩子做错了事，也能让他们忍住性子，过年不打骂孩子，耐心跟孩子讲好话。小孩子们如获至宝，牢牢抓住时机，盼着这几天幸福的日子不要那么快溜走，让我们好慢慢地享受这幸福而快乐的时光。
我孩提时，父母亲这辈人生活贫困艰苦，一年到头几乎没一块肉到肚。但到了过年，怎么都会买点肉、买一、二个鸡让孩子解解馋。记得那一年，我还没上学，过完年初一、年初二那天，奶奶心庝外孙，托人带信给在二里外大岭的渡船头村的女儿家，叫她带外孙来平山探外婆。不久，大姑妈挑着番薯，她的儿女们扛着甘蔗仔（从收获后的甘蔗地捡来的小甘蔗尾）3男二女浩浩荡荡来到我家。他们个个似小老虎般的能吃。年初二下午我妈妈刚剁好一盘鸡端上桌，爸爸还在冲凉，未等他们的舅舅坐上台，一盘鸡肉就被他们“抢”光了。我们家是年三十晚吃的荤，年初一吃素，我们眼巴巴的望着年初二的猪肉鸡肉给他们“抢”光，这些“小老虎”一住就到年初四，每天晚上两张大床横七竖八地挤着六、七个孩子，满身臭烘烘脏兮兮的。父母亲心痛自己的孩子，但又不敢吭声，只好大眼瞪小眼。我们一群孩子恨得“咬牙切齿”。
初三下午，我们和小表哥表姐一起玩“跳月光“，表姐的手无意间挥到我的脸上，只觉得热辣辣的满脸疼痛难忍，我的眼泪就流了出来，忍不住哇的哭出声。我一哭，表哥表姐不但不安慰我，不向我道歉，还笑我是小气包。我听了哭声更大了。此时，所有的大人都看着我，我妈妈赶快把我拉开。我仍然止不住哭，觉的很不甘心，也很伤心，当时我就是因为知道过年没人敢打我，才敢放肆地、“执着”地一直哭到吃晚饭，其实早就没眼泪了，只是喉咙发出哦哦干嚎的声音。这件事我本来不知道，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牢牢地记住了。就在那一年的夏天，我六十多岁的奶奶过身了。大家悲痛之余，我二婶悄悄地拉着我对我说，都是你，要不是你在年初二那天哭，奶奶可能不会死，都是被你哭衰的。我听了二婶的话，奶奶的过身竟然与我有关？我非常气愤，也非常难受，也没能耐辩解。当然，我读书以后，就明白了许多道理，根本就不是这回事，但是风俗习惯已经在人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了。
年初四，姑妈带着她的“小老虎”们回乡下去了。我依然带着我的弟弟妹妹、堂妹们到处游玩，我依然做回我的“老大”。大人们也相继出工或探亲去了。中午，我和弟妹们回到家里找饭吃。饭桌上有一碟生菜，锅里有番薯饭，我依次舀给小弟妹们吃。想到前几天没吃到肉，很不甘心。看到灶台上有砵白花花的猪油，心里顿时高兴起来，就撩了一大汤匙猪油抹在生菜碟，捞匀，我为自己又撩了一大汤匙猪油抹在番薯饭的表面，也给弟妹堂妹撩了一小汤匙抹在饭上，就着鱼露、生菜，我们喜滋滋地吃着。饭还没吃完，我的肚子就剧烈地痛起来，接着又呕吐起来。不久我的弟弟妹妹也直喊肚子痛，也相继呕吐起来。不过他们吃的不多，没我那么厉害。我们狭小的屋子充满了呕吐物，臭不可闻，接着我们就哭了起来。我们的哭喊声被共墙邻居李伯娘听见，她连忙跑过来看我们，见状又赶忙回家拿来“万金油”为我们涂抹，并用灶灰帮我们处理了呕吐的污垢物，我们才安静下来。真是“血的教训”啊！没想到猪油煮菜那么香，而冷猪油是不能吃的啊！我想这事是因我而起，难免会“挨鞭子”，便求李伯娘不要告诉我父母。李伯娘点头微笑着说，别害怕，今天年初四，还没出年架，你父母不会打你们的。哈！我们顿时乐了起来，风俗让我们躲过一次“巴掌”。
难于忘怀的过年
吵架是大部分家庭都会发生的事。但见过吵架的夫妻，没见过一年到头都吵架打架的夫妻。过年本是吉祥快乐的日子，人们长期受传统风俗的约束，谁都不愿意争吵打闹。但在我家里，这种声音一直陪伴着我们，在我们家的饭桌上、睡眠中，直至我到林场当了知青。当然，这绝对不是发生在我家。
我们那时候住的老房子，都是共墙的，说的不好听的，邻居放个屁都听得清清楚楚。我家后面的厨房连着集盛街，集盛街居高临下那头住着一对中年夫妻，他们家房子比我们家房子高半截，因此讲话的声音直接传到我家。他们是地主成分。女的，苗条的身材，白皙的脸，气质高贵。而男的长得矮小、丑陋，像武大郎，武大郎只会卖烧饼不会打老婆，我们这个邻居却是不干活只会骂老婆打老婆。我们听到的骂声，基本上是男声的，有粗话、蠢话。每天天刚亮，骂声就开始，都是骂的咸湿话，严重也时有打闹声和女人的哭叫声。直到年三十晚、年初一骂声都没停，脏话不堪入耳，大家都高高兴兴过年，而我们家却常常是年夜饭伴着吵架声。那时候我们只听懂脏话，其它都听不懂，到我长大了，每听到隔壁的“吵架声”，特别是那些骂娘的粗话，就觉得特别恶心，特别讨厌那个“武大郎”，心里就想，天啊！这样的日子怎么过的下去啊，他们为什么不离婚呢？我不好意思问父母，有时候二婶过来我们家，她听到隔壁的吵架声就捂着嘴偷笑，我就问二婶：他们天天这样吵架，为什么不离婚呢?二婶大笑，说，离婚？那么容易？你小孩子家家懂什么啊？
吵架、打架跟和睦相比，前者肯定是悲哀的。但是，如果跟生离死别来比，还是比的赢的。年初一，也未免会遇到老人过身的事。在我们居住的那条街，有位蔡姓老人在过年前几天就要“走”了，他的家人早早为他穿好了寿衣，谁知道一直到年三十晚，“走”了好几次了还“走”不成，偏偏在年初一那天就“走”了。或许，他十分留恋这个世界，或许他想再撑撑，等到过了年，或许......这个时候，其家庭也十分无奈，只得压抑心情，静静地守候，也不贴春联、不贴白纸、不报丧、不行过年的一切礼仪、不哭丧，等等。直到过了年初四以后才出殡。
1980年的春节，我女儿刚出生不久，母亲在妹妹家照顾她坐月子。年初一刚过，年初二一大早，有人来到农业局我的单人宿舍告诉我，我母亲病重要住院治疗。我的头脑顿时一片空白，母亲昨天不是好好的吗？怎么会这样啊！我不管女儿哭闹，把她交给丈夫就往医院跑。当时马路上的人都在欢天喜地地过大年，而我满脸愁云奔跑在大街上。我一边跑一边祷告：老太爷保佑，我母亲千万不要有事啊，她还年轻，她还不到五十岁啊！看到母亲那一刻，只觉得母亲完全变了一个人。她脸色苍白、消瘦。我又一阵揪心的痛。
母亲未出嫁时，由于家里才生她一个女儿，外祖母不要她在农村受苦，让她长期在外婆家生活，出嫁后才从事重体力劳动。在家里她是大儿媳，什么活都要干。在我们小的时候，她当我们是心肝宝贝，总把好吃的偷偷塞给我们。我作为家族的长女，自然得到全家人的宠爱，母亲更是对我偏爱有加，总是在过年时偷偷多给压岁钱我，让弟妹们嫉妒的眼睛“突出来”。我们姐妹长大后，各自有了工作，可是家里两个弟弟还小，父亲已近六十，母亲还在艰苦地劳作，她的身体越来越差。我多次提出要带她去检查身体，她知道我工作忙，都坚持说自己会去。但她只是去开一些普通的药来减轻病情。当时我的工作确实很忙，孩子幼小，还兼管单位的财务、厨房总务、统计工作，在年终时最忙，恰恰母亲是在这时发病，她还伺候我坐月子的妹妹。我心想等过了年一定带母亲去广州检查身体。这便是我最对不起母亲的一件憾事，为此我终生都不能原谅自己！
母亲忍受着病痛的折磨，捱到年初一。年初一那天，我们夫妻抱着孩子去跟母亲拜年，她强装笑脸，开心地笑着逗我漂亮女儿。她艰难地度过了年初一。年初一是“日王”，一日管一年。母亲经常这样提醒我们。可是，年初一我们只顾着高兴过年，竟然半点也没发现母亲笑脸后面藏着巨大的痛苦。
我到医院医务办公室去了解母亲病情，医生告诉我，母亲得的是“肾衰竭”，病情危重。如晴天一声霹雳，我顿觉天旋地转，地球在旋转，世界在倾斜。我怎么也不相信，也接受不了，生我养我教我偏爱我的母亲将离我而去这一事实。我无法控制自己，跑到医院僻静处的草丛中，撕心裂肺地放声痛哭，满腔悲痛随着泪水一起喷出来……医生，我多么希望这是你的误诊啊！许久，我强忍着站起来，拖着沉重的步子迈向母亲的病房。母亲久没看到我她会焦急的。母亲未满50周岁，她受得起这个打击么？决不能让她知道自己的病情。我在病房外站了很久，我大口地喘着气，控制着自己，让眼泪不要流出来。抹干眼泪后，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迈入母亲的病房。
母亲似乎对自己的病已有所料，她躺在病床上望着我，喃喃地对我说：“我的病怕是难好了，我死后千万别火化，没杉木松木也可以……”我如万箭穿心，我强忍心中的悲痛制止她说下去，安慰她说医生说没事，会好的，不要胡思乱想。可说着说着眼泪还是沧然而出……
母亲这最后的遗言，似一把尖刀，把我们姐弟的心绞得支离破碎。医院的药物对母亲没有半点作用，年初七的夜晚，阴雨绵绵，母亲默默地离开了我们。母亲啊母亲，这个时候我才觉得，母亲对于我们来说，是无比的珍贵，没有了母亲，我们就成了孤儿，正如某作家所说，失去了母亲的人在本质上都是孤儿，不管你是4岁或者40岁，也不管你是平民百姓还是当大官的。我恨我自己，怎么母亲在生时没想到要关心她，而到了她走了以后，才生出万千的悔恨，万千的思念，现在不管你千呼万唤，母亲终究是回不来了。“子欲报而亲不在”，这是人生最遗憾的事啊！
在料理母亲后事的时候，让我们更是体验到人世间的人情冷暖。年初七，这一带俗语：“新年喽喽（即还在新年的范围）”，很多人都不愿参与白事活动，更何况我母亲还没上寿，人们更是不愿来。当时我才28岁，小弟弟10岁，父亲虽然不到六十，但他耳聋，也不太懂。而我们做子女的，希望有更多的人来陪伴我们送母亲一程。但是，通知者来之渺渺，我们更是心痛欲裂。所幸，我二叔一家、我舅及其他有关的亲戚都不避嫌，都来帮我们料理母亲的后事。为此，我们永远记住了这些好人。
今天的日子越是好，越会令我们思念母亲。二婶与我母亲同岁，她与母亲是好妯娌。我们每次去看二叔二婶，就会想起我们的母亲；每次去白花探舅舅，也会想起我们的母亲。假如我母亲还活着，我们也是四世同堂，我们会对她更孝顺。现在，我们与母亲阴阳相隔。母亲操劳了一辈子，她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也没有享受到。她什么也没有带走，却留给了我们深深的怀念和那些永远也做不完的关于思念她的梦……
重复着的过年
其实，过年就是重复以往的过年，从古到今，过着同一样的年，吃着同一样的菜肴，行着同样的过年风俗，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
过年的信息，传递给人们首当其中的是“吃”，通俗话“做食”。一年到头辛辛苦苦，都是为了过“年”，所以，通俗话也有叫“做年”的。把一年辛苦赚到的钱几乎都花在过年上，也很舍得花。为小孩置新衣、购新鞋新帽，给孩子压岁钱。还要买糯米、买红糖等，还有祭祖的一切费用，包括买猪肉、买鸡、鸭、鹅等，花销很大。
过年的菜肴，更是复制去年的菜肴。从我懂事开始，我就见我母亲仿照奶奶，过年的时候，劏鸡、腌咸猪肉、做粄、打米橙等。年三十晚那天，用阉鸡祭神祭祖。拜天神、拜众神、拜祖先等等。拜神时，案桌用“五牲或三牲”，一般都是用三牲，即鸡、鱼、猪肉。案台上摆上三杯酒三茶后，口里喃喃念道“过年了，请祖先吃饱饮醉”。拜完众神，大人让我们小孩子拿着香，领着我们拜床底下，说那是眠床头阿婆，专保小孩儿平安。拜了神以后，就可以贴对联，用桂树叶煲水冲凉，这样可以洗掉”晦气”。上世纪60年代初期是困难时期，我们一帮孩子都守着、看着大人拜神，等待着拜神完毕，奶奶、妈妈就会把鸡肝、鸡心分给我们吃。鸡心是聪明孩子才能吃的，吃了有记性。所以，母亲总是把鸡心拿给我吃，使弟弟妹妹“恨”透了我。
年三十当晚，把拜过神的鸡用开水再煮热，然后斩块，配料有酱油、红葱头，是一道非常有名的葱头白切鸡。猪肉切成一寸方大、半寸厚的肉块，调配南乳、蒜苗、茨菇焖熟；拜神用的“三牲”之一红线鱼，也是上乘之荤菜，不可缺少之菜，假如缺了就麻烦了，怎么叫年年有鱼（余）呢？当然也可以煮其它鱼，如午鱼、马鲛鱼、马头鱼等，吃剩的留明天（年），也叫“年年有（余）”。煮鸡的汤水放上紫菜，是一道美味的汤，不肥不腻又香又甜。鸡爪、鸡头、猪脚、猪蹄配上菜晡慢火熬烂，撒上胡椒粉、白醋，在寒冷天气自然冷却后，就是当地有名的特色小吃“冻”，是年初二理想的荤菜。年三十晚要把饭煮多一点，吃剩留明天（年），曰年年有余。年三十晚饭后，把用过“荤”的碗、筷（箸）桌、汤匙等都拿到河里去清洗干净。大多数人家都把旧的丢掉，年初一换成新碗筷。碗筷讲究配套，花纹、釉色大致相同。购筷子时，数量多为“十”双，因“十”是吉祥数，“十全十美”。做完一切家务，大概9点钟左右，我母亲就清洗水缸，把剩余的吃过荤的水倒掉，去河里挑满三担干净水以备年初一吃斋用。
零时迎新年的炮竹轰轰烈烈地响过以后，我们心情激动地脱下新衣新袜，爬上床，手里摸着内衣口袋的8角钱的压岁钱，其中还有母亲偷偷多塞给我的一角钱，听着远近陆续的炮竹声，啊！明天就是年初一了。我们激动的心情终于安静下来，幸福地入眠。
年初一早上只点清香，也有用“斋菜”奉神，如金针、木耳、粉丝、冬菇、腐竹等。做初一的斋菜也很有讲究，除了斋菜，没有动物血的海味也是斋菜，如虾米、牦砺、鱿鱼等。斋菜中，用菠菜、生菜、葱子、油豆腐做成“顺子（汤）”，表示吃了新年顺顺利利，永远青春，葱子要掐掉尾，吃了才聪明““通气”； 虾米炒粉丝，是“长命菜”，夹起来长长的；油豆腐是必定要的，吃了全家团团圆圆；还有荷兰豆炒鱿鱼，闽南话叫“有鱼”，冬菇、腐竹（先炸）焖牦砺，表示来年有好事。等等。
年初二是开年日，这天要拜神、祭祖、祭神。菜肴基本是重复年三十晚的菜肴，只是比年三十晚会更丰富些。
小时候的年初二，母亲就带着我们四出拜年，最高兴就是到白花田屋我外婆家拜年，一去就住几天。有时因家里有客去迟了，外公外婆就把猪肉、鸡腿腌上盐留住等我们来，有一次我们吃了变味的猪肉，竟然三更半夜肚子痛，跑到外面的茅厕拉肚子，听到猫叫把我们吓得心惊胆战。母亲带我们去外婆家也不敢把我们都带去，怕孩子多会影响到外婆家的口粮，因此她有时候带大的去，小的不带，有时候带小的去，大的不去。可是我们不干，吵吵嚷嚷的都要去。有一次，母亲给1毛钱弟弟，哄他在家和爸爸在一起，只带我和妹妹去。因为弟弟才7岁，20里路，走路可能走不了这么远，而母亲又没那么大的力气，从平山背他到白花，可累人了。弟弟答应了不去外婆家。谁知道我们刚刚踏进外婆家，杯中茶水还没端起来，就见弟弟一个人踉踉跄跄地走路来了。一个7岁大的孩子，独自步行来到白花凹背垄外婆家，可见他的决心之大。后来我弟弟这一“壮举”被我们姐弟和田屋凹背垄人传为佳话。
在我还没读书以前，在新年的探亲中，有一位收烂铜烂铁的孤独老人是必定要去探的。他居住在平山镇的老盐街。从我记事开始，去白花做客回来以后，就得去探这个老人。最先是我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一起去，后来母亲不去，叫我带着弟弟妹妹去。母亲教我们喊这个老人为“姐公（外公）”。在读书以前，我心里一直纠结着这个问题：我们在白花不是有一个“姐公”吗？为什么还要叫他“姐公”呢？为什么人家都一个姐公，而我们是两个姐公呢?我天生习惯打破砂锅问到底，于是就到处打听。我问父亲、问母亲，他们都没好气地对我说，你长大以后就知道了。我心里更生气，为什么要等到我长大呢？越不想让我知道，我就越想知道，趁去白花做客时又问外公、舅舅，心想他们一定会告诉我。可我得到的是沉默，他们什么也没告诉我，这使我的好奇心更强。有时候我在路上碰到我那个“姐公”，他会放下收破烂的担子拿糖仔给我吃，我趁机又问他：“姐公，为什么我们会有两个姐公的呢？”他眼圈红红，用慈爱的眼睛看着我，然后摸了摸我的头，说，听话，快回家。一直到我逐渐长大，过年的时候，两个姑妈来探奶奶，我经常偷听她们在悄悄地讲话，才明白了个中的理由。
原来，我父亲在没跟我母亲结婚以前，就曾经有过一次婚姻。1945年，24岁的父亲刚结婚，就遇到日本鬼子来平山进行大扫荡，到处杀人放火，抓人、抢东西。平山人都跑到郊区的黄板湖村去躲避。可父亲的新婚妻子不愿走。全家人都走了，我父亲出门了又多次返回来叫她，她仍然不走。就在两个人拉扯的时候，日本鬼子来了，不容分说就把我父亲抓走了。大家回来以后，才知道我父亲被日本鬼子抓走了。奶奶顿时呼天喊地，边哭边抱怨新娘，说如果你和我们一起走，哪会出事啊。过了七八天，同被抓去的人都逃跑回来了，他们来我们家告知，说他们被抓走后就被强迫挑担到海丰赤石的莲花山，大家非常害怕被日本鬼子打死，便商量逃跑。我父亲逃跑时不小心跌下山坑。既然我父亲到现在还没回来想必是没命了，不被打死也给狼吃了。你们快抬副门板去把尸体找回来吧。我爷爷和二叔及其他亲戚就扛了副门板徒步找到海丰赤石他们说的地方，可连尸体都找不着，于是就认定父亲一定是没命了。我父亲的新婚妻子也认为丈夫一定是没命了。她懊恼万分，不断地责怪自己，若是当时自己听丈夫的话，去黄板湖躲藏，就不致有这么惨的后果了。没了丈夫，自己日后靠什么活着？她既自责又想不开，于是跑到西枝江的沙坝尾去跳河自尽。且说父亲被海丰赤石的好心人救了，他们还帮他疗伤，把跌断的腿也医好了。3个月回来后，他和他的新娘已经是阴阳相隔了。这个新娘就是我平山老盐街那个外公的独生女儿。
多么伤心的往事啊，谁都不愿提，更不想当着小孩讲，有时我姑妈们来了没事闲聊，许多细节被我偷听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把我家这件不幸事写成《莲花山下的情和恨》，在北京得了鲁迅文学院笔会征文三等奖。
过去的不幸我们不会忘记，今天的好日子我们要好好珍惜。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家的生活逐渐好起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姐弟都有了工作，有了房子，有了自己的家，日子过得更是像芝麻开花节节高，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工资逐步提高，生活质量也越来越好，不但过年，平时餐桌上一日三餐都上好菜，即现在的俗语“天天都是过年”，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去买，就怕肚子“装不下”。日子虽然好了，但我们在过年时依然保持传统的过年习俗。
现在过年时除了菜肴讲究，做汤也选择高档海味。1995年的年三十，我夫家大嫂为我们送来了一斤多的新鲜鲍鱼，我从来没接触过这东西，更不知怎样做。连忙打电话咨询。他们告诉我说最好今天炖汤年夜饭吃。按照他们的经验，我将鲍鱼的贝壳用刷子刷干净后就往锅里放，还往锅里放了鸡、猪骨头、花旗参等，炖了3个多小时，啊！夸张地说，厨房飘出来的香味令外界的神仙都会倾倒啊。一吃，哇！味道真是好极了！全家人吃的津津有味，有靓汤喝又有鲍鱼吃，惬意极了，这才叫过年呢。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洗鲍鱼时，同时要将它的内脏去掉，有毒的。他们以为我知道，就没告诉我。幸亏汤炖了3个多钟头，所以我们吃了都没事。以后，每年的年三十晚我都会买鲍鱼炖汤，因为鲍鱼很贵，大多是买一斤，有时买0.8斤。但是一斤鲍鱼连壳带肉只有11个左右，四口之家每人只吃到2个，孩子们嘴馋，就让孩子多吃吧。他们要求下次多买些，第二年我就会多买一些。由于我们的收入不多，平时孩子们读书放假回来想吃鲍鱼汤，我手头紧张不想买，就对他们说：你以为是过年啊！以后，“吃鲍鱼汤”就是意味着我们家过年了，手头再紧张也是要买的。
羊年的初二，我们姐弟四家人坐在一起吃年饭，三代同堂二十多人围坐在一起，我对孩子们说，“光阴似箭”这句俗语，当时我们象你们这样年轻，怎么也体验不出来。现在你们长大了，我们就体验出来了。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感觉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只觉得是一眨眼的功夫。你们现在还年轻，将来等你们的孩子长大了，你们就体验出来了。
真所谓喜滋滋迎新年，笑盈盈辞旧岁，到了正月十五，年就过完了。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展望未来，明年过年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