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席卷全国的那个疯狂年代，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村镇，没有哪个地方得于安宁。岭南古镇梁化，也照样掠过“史无前例”兴起的“乱世之风”，演绎过那特殊年代派生的荒诞故事。“文革”中，笔者在就读的惠阳高级中学“停课闹革命”或节假日期间回乡时，也耳闻目睹或亲历过梁化“文革”发生的一些事件。
一、破四旧 立四新
在梁化，经历了1964～1965年的“小四清”、“大四清”运动后，接踵而来的是一场“文化大革命”。1966年2月，梁化“四清”工作团副团长徐汉忠留任梁化公社党委书记，同时尚有一些“四清”工作队员留任公社不同层次的干部。1966年5月，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开展。8月中旬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发表，中学开始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小学校建立“红卫兵”和“红小兵”组织，走向社会，进行破“四旧”（即：破除旧风俗、旧习惯、旧思想、旧文化），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梁化公社组织了原“四清”中的骨干分子和中学的红卫兵进行“破四旧、立四新”，随意抄家，任意破坏。人们的衣着、穿戴受到干预，传统习俗被强制革除，寺庙被毀，一批有价值文物遭到破坏，一些沿用多年的地名被认为有封、资、修色彩而遭改名。时梁化寺庙中的神像、神龛、神牌、八卦以及家传的族谱、药书、字典、历史故事等书籍被集中起来，在中学球场焚毁。一些中学女生带头自动把长头发剪成“绿军装”，红卫兵也在圩门口和街道拦住女青年剪掉长辫子，就是连凤凰单车的标志也当作“四旧”刮掉。圩内周、苏、林几大姓的祖屋，祠堂神龛祖牌被毁，墙壁上的画图彩纹被铲掉。其中我们那座秀利周屋，几个大厅瓦顶上刻有“瓜瓞连绵”、“麟趾螽斯”字样和其它花纹的栋桁，也用石灰水喷上涂抹。挂在正厅的清代尚书刘环之（宰相刘墉的侄子）题赠有“微垣卓辅”四字的大牌匾，幸得我的一位堂叔及早取下藏匿起来，才躲过被毁一劫。在“大破大立”中，人们的衣着、穿戴受到干预，传统习俗被强制革除，一些传统沿用的地名被认为有封、资、修色彩也被改名。其时，梁化的老圩河桥改名为“红桥”，巫屋生产队改名为“立新生产队”，吕屋坪生产队改名为“红忠生产队”。我原上山下乡插队的环联大队苏屋生产队亦改名为“红卫生产队”。境内农村生产队还有的改名为“反修生产队”、“四新生产队”、“曙光生产队”等等。
二、“1.25”事件
1966年冬，惠阳地委在东莞召开凤岗会议，主要研究部署开展“文革”运动事宜。尔后，惠东县委也在增光的凤岗村召开公社书记会议进行贯彻和部署。当时两个“凤岗会议”都被红卫兵和造反派斥之为黑会议。1967年1月25日，梁化公社党委在梁化人公社会场召开全社“三级扩干”会议，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及部门企业主要干部均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传达了地、县“凤岗会议”精神，并照套县的做法，对本社深入开展“文革”进行部署，会上时任梁化公社书记徐汉忠作了检讨。此时，一群梁化中学红卫兵学生和造反派以及个别外地回乡的大学生，冲进了会场，斥责公社召开的这次会议是“黑会议”，徐是“假检讨”，是“别有用心”，并和一些与会者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会场一度陷入混乱。梁化发生在 “文革”期间的这次事件，被称为“1.25”事件。事后，公社及各部门干部职工、学校师生议论纷纷，对“1.25”事件形成两派不同的意见。我最早得知梁化发生这一事件的信息，是我在2月7日（腊月二十八日）从外地串连回到家之后（我于1966年12月28日参加惠阳高级中学串连队开始为期40天的徒步串连）。这一年的春节期间，我到我的一位在读中山大学、回乡过年的堂叔周观玉的家坐，只见堂叔的客厅里坐满了人，其中有回乡串门的大学生、本地一些单位的干部职工和堂叔的好友等。我进去时，只见他们都在议论发生在1月25日的事件，我因此从中得知这件事的始末，也知道我的这个堂叔是这件事的其中一位参与者。
三、“筹委”与“红旗”
1967年初，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上海发生的所谓“一月革命”夺权风暴，影响全国。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学生和机关干部职工、城乡群众纷纷组织“造反兵团”、“战斗队”，张贴大字报，开展大辩论，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展夺权活动。惠州造反派纷纷起来进行夺权斗争，并以持“三三”派观点为主的市机关群众组织首先夺了市委的权，接着宣布成立“革委会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在基层公社一级，社队领导干部和部门负责人被视作“走资派”受批判而“靠边站”，由武装部统一管理公社的党政工作，基层组织无法运作，工作秩序、生活秩序、社会秩序开始混乱。梁化公社也一样，在混乱中由公社机关部门群众组织和社队骨干分子召开大会，宣布成立“革委会造反派联合筹委会”，简称“联筹委”，习惯称“筹委”，之后成为一个派性组织，与梁化成立的“红旗”派组织相对立。
“筹委”派以公社机关干部、政治学徒为基础，成立了“迅雷”兵团，社内各部门、农村及学校也有不少人加入“筹委”派，其中不乏“根正苗红”之人。其观点基本与惠州的“三三”派、广州的东风派相同，主要负责人为钟船家、陈金球、陈月安、刘茂钦、钟光、曾慈良等，其中钟为七星墩大队贫协主席、两陈为市场管委会干部，后三者为公社干部，主要活动地点设在公社内。“红旗”派主要以梁中学生、中小学校教师、部门文职人员、一般职工和社会青年为基础，成立群众组织的冠名较多，如学生的“五一”、“井冈山”、“全无敌”，教师的“向阳红”及社会青年的“红炮台”等。“红旗”派成立了“红旗总部”，“总部”设在大街一间长型的公产房内（原为搬运站）。其观点基本与惠州、广州的“红旗”派相同，主要负责人陈远光、严桂益、肖俊武、胡汉巨等，其中陈为粮管所资料员，严曾为公社资料员，后调到供销社（专糖），肖、胡亦为供销社职工。梁化籍外地回乡大中学生，大都偏向“红旗”。其时惠东县城平山也分为“联司”派（联合司令部）和“红旗”派，其观点也分别与惠州的“三三”和“红旗”相对应。由于惠东刚从惠阳县析出置县不久，县城平山的派性对惠东所属公社的派性没多大影响力，当时梁化、白花、安墩、多祝等公社都习惯称“红旗”的对立面为“三三”。其中“红旗”派还有自己的“派歌”，惠州“红旗”的“派歌”还传唱到梁化，“撼山易，撼红旗难，红旗战士钢铁汉……”——每逢“红旗”派集会或宣传表演，都会唱起这一“红旗战士之歌”。梁化两派组织泾渭分明，针锋相对，派性斗争激烈。
此时期，在批判“资产阶级反路线”和“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下，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揪斗走资派”之风刮遍全国。梁化也不例外，上至公社书记、社长，下至各部门、学校的头头，均在揪斗之列，甚至冲出公社范围，揪到县上去。梁化中学的造反派还专门到平山带回“走资派”县领导到中学批斗，原定要带时任县委书记的李庆芬，但当到平山时，李庆芬却被县里另一单位造反派组织带走，于是把副书记肖耀堂带到梁化中学批斗一番。
随着群众组织派性斗争的进一步恶化，至1967年7、8月间，全国大范围“武斗”现象不断发生。惠州城区“武斗”时曾以东新桥为界，“红旗”与“三三”展开过短兵相接的“战斗”。其中市二中黄蓉根同学，在那次“战斗”中刚冲过桥时，就被对面惠阳县机关楼上飞来的子弹击中身亡。惠高的黄武扬同学，也曾被飞来的子弹从头上太阳穴边擦皮而过，侥幸没丢命。在整个“武斗”期间，梁化也和县城平山一样，虽没有出现像惠州、广州以及全国其他地方那样的惨烈“武斗”情形，但“筹委”、“红旗”两派组织的矛盾愈来愈激烈,对立气氛愈来愈紧张。两派都说自己是革命派，进行辩论，写大字报，互相攻击。公社管委会内、人民会场、学校和“七所八站”单位里，成了两派唇口交锋、激烈辩论的场所。大字报一篇又一篇贴上街头，大街北端十字路口交叉处、圩头顶的宽阔墙壁和公社管委会的外墙，成了两派张贴大字报进行“文斗”对批的阵地。大辩论甚至“引进”蔓延到村头巷尾和家庭内。我隔邻有一户陈姓人家，三兄弟中，在合作总店工作的哥哥是“筹委”派，其分别读横沥中学和梁化中学两个弟弟都是“红旗”派，一次吃晚饭时，两派中的三兄弟边吃边辩论，越辩越争越激动，直争得满桌狼藉，口中吐饭，最后一怒之下竟把桌子也掀翻了。类似情景，在农村也不少见。这种无休止的派性争论，直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时才有所收敛。
“文革”中两派群众组织的派性对立，是一种全国性的特殊现象。从首都北京到各省、市、县，直到农村公社，大都如此。笔者在1967年“武斗”期间，与惠高同学黄志明两人一起，结伴到过武汉、北京、上海“游览”，目睹所到之处均有两派对垒，阵线分明：武汉的“百万雄狮”与“三钢三新”，北京的“天派”与“地派”，上海的“赤卫队”与“工总司”，不同地方两派针锋相对，派斗烽烟此起彼伏。我们7月16日到武汉，晚上经过长江大桥，见到“百万雄狮”的一些工人每人手持钢矛，在桥上站岗巡逻，派斗气氛剑拔弩张。翌日慌忙离开武汉，仅3天后武汉就爆发了举国震惊的“七.二0事件”。到北京后，我俩还随人流到过天安门，见过“首都十万群众声讨‘百万雄狮’”大会现场，我还挤到华表下面，清楚看到参加会议的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及首都“五大学生领袖”等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们所住的东郊纺织研究院接待站，院里两派连续多天发生武斗，其中不乏专家技术人员，一派固守在一座紧闭的小楼内，另一派用钢钎、铁锤等猛敲猛砸钢筋水泥楼面。在上海我们没亲见两派武斗场面，但那里的气氛也很紧张。这种以“武”对立的现象，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才得于平息，但派性却难于消除。广东也一样，广州的“东风”与“红旗”，惠州的“三三”与“红旗”，惠东平山的“联司”与“红旗”，梁化的“筹委”与“红旗”。上下阵垒分明：“东风”、“三三”、“联司”、“筹委”基本同一阵线，对立面均是“红旗”。自上而下两派尽管武斗现象有所不同，但两派对立矛盾贯穿于整个“文革”期间，甚至“文革”过后的很长时间，鸿沟隔阂难于填平，楚河汉界难于逾越。就是到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也莫名其妙地心存芥蒂，互感陌生。不久前，我们师范同学相聚，当谈起“文革”时，其中几位安墩籍的同学都说，那时安墩中学的“红旗”和“三三”派的同学，不少人至今仍“冇锣打”，相互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梁化的“筹委”与“红旗”也相同，虽经岁月冲淡，但至今尚存隔膜，有的相遇各自仍“敬而远之”。可见，“文革”中“挑动群众斗群众”之祸孽，危害何等之大，影响何等之深。
四、“停课闹革命”中的外地回乡学生
在“文革”初期“停课闹革命”抑或假、节日中，外地学生遵循“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高指示和学校的要求，纷纷出外串连或回乡参加当地的这场运动。外地学生除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革”形势，以及参加批判当地“走资派”外，其中不少带着派性，不同程度地加入当地的两派组织的纷争中。其时，广州组成“东进串连队”到惠州，进行宣传发动。我曾和“惠高”同学一起，在平湖门前听过他们的演讲。梁化也一样，出外读书的一些大、中学生，也回到家乡涉足本地“文革”，不少人对号入座，介入“筹委”与“红旗”的派性纷争。
广州华南农学院属东风派的学生范石胜、陈银，两个都是梁化环联大队人，回家后“站队”在“筹委”一边。其中居住在圩镇大街上的范石胜，家里有一位读梁中属“红旗”派的妹妹，叔父是属“筹委”派的梁化小学教师，其经常和叔父一道与家里这位年纪轻轻的“红旗妹”，进行二对一的大辩论，直争得面红耳赤，家里其他人也奈何不了他们。我那位读中山大学的堂叔周观玉，是“中大红旗”一员。他春节前回到家，也介入梁化的“文革”，并成为“1.25”事件的一名主要参加者。武汉大学的陈桂友、武汉测绘学院的赖安、上海复旦大学的周秉腾、华中工学院的刘道慈等，都曾回乡呆过，并涉足家乡的运动，其观点基本与“红旗”持同。读惠州市一中、家在梁化四眉山大队的陈观友，“文革”前是惠州市一中学生会主席，“文革”中成为一中“东江纵队”头头之一，属“三三”派，其同“惠高”红旗派的“东江风雷”头头杨照榕一样，在惠州颇有影响力。据当时传，“文革”中两人均是上面力保的重要人物：杨照榕得于时为惠州驻军军长张景耀的保护，陈观友得于惠阳地委领导原鲁的保护。就在惠州“文革”处于如火如荼，两派争斗趋于白热化的时刻，陈观友却带着一批人“反戈一击”，脱离“三三”加入“红旗”，在惠州引起很大的震动。家里人听到风声说有的派性组织要“报复”陈观友，为此，他的一位时读梁化中学的妹妹陈春媚，还专门到惠州学校探望过他。“武斗”后期，他回到梁化作过短暂停留，那时形势仍很紧张，他连家都没回。在梁化时，由“红旗”派头头陪着他，并安排专人保护。当天在梁化人民会场召开大会，陈观友到会进行演讲，内容主要是“文革”形势和他的“现身说法”。据其妹妹说，他哥哥当时是作没打稿的口头演讲，一口气讲了二三个钟头，听者都夸他的口才好。由于当时形势严峻，风声趋紧，为确保安全，原鲁专门派司机周远（梁化齐眉塘人）到梁化，拟接回陈观友。据在场的刘纪安后来回忆说，当时陪同陈观友的“红旗”派头头严桂益、陈远光怕有风险，为确保安全，提出要有原鲁亲笔签名的字条才肯让周远带回，周只好折回。不久，周远就带着原鲁亲笔签名的字条再次来到梁化，方把陈安全接回。与此同类，家在圩镇大街的一位读惠阳高级中学的学生周达贵，是我的同校同学大哥，在校是一位有点名气的“红旗战士”，在家原有几个来往密切的朋友均为“三三”的“筹委”派，因而回乡时参加了“筹委”组织，之后迫于观点的差异和形势的压力，亦“反戈一击”退出“筹委”，回归“红旗”，还特地写了张退出声明贴到梁化街上。
笔者本人也是一位外地学生，在读惠阳高级中学“五年一贯制”实验班，15岁读完初三毕业时“文革”就开始了。1966年冬先后两次到外地串连，春节前才回到家。1967年上半年参加学校“文革”，属惠高“红旗”。从这年7月13日至10月2日，又北上进行为期近3个月的第三次串连。回来后，惠州“武斗”已结束。这一年里，也断断续续回乡亲历过梁化的“文革”，与当地的“红旗”派打过交道。较常接触的有梁化中学“红旗”派学生小将刘继安、严达福、周城卫、陈春媚及社青吕东祥（俗名吕高佬）等，与他们一起写写大字报，与对方“筹委”派辩辩论。有时也到“红旗”总部走走，听听消息，凑凑热闹。我还依稀记得，有一次受“红旗”总部指派，我跟随李捷凡受邀参加蓝塘公社“红旗”派的一场庆祝大会。其时，惠阳高级中学“红旗”派小报《东江红涛》主编周潭兴（杨照榕、禾刀著书中称谓是“周云卿”），先后几次到梁化其亲戚家，每次都顺便带给我一叠新出的《东江红涛》小报，其中大都给熟悉的同学和“派友”拿去了。后来，我从“惠高”带回学校“红旗”派编印的《红旗歌声》，也被梁中同派同学拿到学校去重刻印发。是年7月，我与惠高同学黄志明两人趁“武斗”期间，以上访名义串连上北京玩，主要是想弥补前两次串连未到过北京的遗憾。梁化“红旗”派知道后，委托我们顺带拜访首都有关接待上访的部门，反映本地“文革”情况。当时中央是按大区划分负责接待的，那次接待我们的是中南组值班的两位同志，我记得在听取反映后，他们也说了些偏袒广东“红旗”的话（注：据传武汉“7.20事件”后，在广东的解放军“支左”曾一度表态支持“红旗”派）。接待完后还在我们的《证明信》条子和学生证上盖上“中南组”的印章（原件我至今还保存完好）。不久我们到了上海，我收到了梁中刘继安同学于9月9日寄来的一封信，信中他介绍了当时家乡“文革”情况：“梁化红旗总部从七月份起新加入30多个组织，全总部共有1300多人，而联筹委退了300多人，其中祝和大队黄竹浪有100多人退出筹委组织，现在看来形势大好……平山军管会现在看来是支左的，平山红色造反者是支持我们的……惠州从8月27日起红旗就和三三打起来……镇隆部队已经表了态支持红旗，张军长也表态支持惠州红旗，现在广州已经恢复生产，广州形势比较好，惠州还没恢复生产，简单情况是这样”。这次串连回来后，梁化“红旗”派还在梁化中心小学操场召开了大会，让我作了上北京的情况介绍。因为以上的几件事，梁化“筹委”派把我的名字写上他们编绘的《示意图》上，把我当成小“黑手”，与“广州东进串连队——惠高红旗——梁化红旗”挂上联系。“筹委”还把《示意图》制成大幅挂图，挂到街上，圩日时安排专人向公众宣讲，以揭发和批判“红旗“派。我曾亲眼看过，属“筹委”派的环联大队青年干部黄振南，手执小竹条点着《示意图》上画着的小圈圈，向行人进行宣讲揭批。
五、“三忠于”活动
1968年7月始，全县掀起“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三忠于”活动。梁化也同其他地方一样，按照“天上忠、地上忠、山上忠、屋内忠、屋外忠”的要求，大搞“忠字海洋”，从圩镇机关到农村大队，从社办企业到中小学校，到处盛行写“忠”字标语、跳“忠”字舞蹈、唱“忠”字歌曲、演“忠”字小剧。不少人家里设有“忠”字台，每人佩带毛主席像章，每天对着“忠”字做“早、午、晚”敬，饭前要说三句话：“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藉此以表“忠心”。
其时，我告别了曾呆了5年的惠阳高级中学，回到了家乡梁化，凑巧赶上了这场红红火火的活动高潮。当时，我是应届毕业的居民学生，到圩上居民大队办了户口回迁手续后呆在家中。不久，就参加了公社和居民大队组织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被安排在后台拉二胡，随队下乡巡回演出。节目围绕“忠”字活动内容，形式有舞蹈、合唱、表演唱、三句半、对口词、小杂剧等，我还开始学写了一些对口词和表演唱被宣传队演出。8月20日，公社和居民大队还组织我们梁化圩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十几人，分骑自行到县城平山参观“忠”字展览。当时惠东县“忠”字活动搞得颇有声色，远近闻名，外县、外地区甚至外省都组织人来参观。那天我们去时烈日炎炎，当天连夜赶回时风雨迷茫，夜途有感，我酝酿赋诗试吟两首，其中一首为：
漫天风雨湿沾衣，茫茫水夜眼迷漓；
飞龙舞凤“忠”铺路，乘兴驱返歌伴明。
“忠”字活动掀起后，梁化公社从圩镇街巷到偏僻山村，大大小小的“忠”字和“三忠于”等系列标语口号，举目皆是。其中标语口号最常使用的有“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等等。梁化中小学陈健等一批擅长写美术体字的教师，被专门抽来书写圩上公众场合、户外的大型宣传标语，忙得不可开交。公社各单位及乡村则在单位大门、办公院内、围屋大门和围墙、大队和生产队队部等处书写上“忠”字和标语口号，路旁一些小山包、水库堤坝等显眼处也弄个大“忠”字。不少群众的家门也写上“忠”字或配上标语作对联。我也一样，我住的房间在古屋中厅的右侧，门对着厅堂。我也依样画葫芦，用棕红色的油漆，慢慢描画一副美术字体的门联：“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横批是：“毛主席万岁”。到了这年临近春节，我又重新再上一层新漆油，作为过年的春联。这年年底，圩镇居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散了，我也与其他应届毕业的居民学生一样，上山下乡当了农民。不久，由公社重新组织了一支较为正规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抽调擅长文体业务的周惠诚老师（其曾是我读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任领队兼艺术指导，队员由圩镇及周围农村一些“根正苗红”的离校学生组成，其中不少是原横沥中学、梁化中学的文艺队员。这支公社文艺宣传队除了经常在公社人民会场和下到各大队演出外，还代表公社参加县的汇演或到社外交流演出。1969年党的九大会议召开前后，他们还走上街头进行宣传演出，并组织到农村大队巡回演出。不过，公社宣传队坚持两年后也解散了，指导老师到回了原单位，队员均分别被安排到酒厂、综合社等社办企业当了职工，有的安排到小学当了民办教师。
六、清理阶级队伍与批斗高潮
“文革”中兴起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斗、批、改”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文革”极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的通知》，从此“清理阶级队伍”即在全国展开。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公报中提出：“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躲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此后，“清队”即成“文革”的主要内容。1969年1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号召继续深入清理阶级队伍，对象是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1970年初，中央相继发出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等几个文件，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继续深入抓好“清队”工作，号召广大群众对于反革命分子进行检举、揭发、批判，把隐蔽的敌人挖出来。在这场“清队”运动中，惠东县是重灾区。据资料记载，全县仅从1968年7月23日至8月4日的12天里，就挖出叛徒、特务47人，残渣余孽57人，现行反革命分子31人，死不悔改走资派2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黑手和坏头头24人，刑事犯罪分子和贪污、投机倒把分子11人，还揪出了有现行破坏活动的五类分子和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子女77人。1970年，惠东县一年来共挖出了现行和历史反革命分子87人，现行和历史特务14人，其他罪犯36人，查出漏划的地、富分子和叛徒5人，并缴获枪支、弹药一批。“清队”中，各地还发动群众掀起批斗高潮，扩大打击面，包括已带“帽”的五类分子、漏带“帽”的审查对象及他们的亲属等，造成当时个个谈“帽”色变、人人自危的局面。
梁化于1968年3月成立公社“革委会”，由原公社书记徐汉忠任“革委会”主任。5月开始“清队”，梁化在“清队”中是县里的重点区域，涉及对象也比较复杂，主要有地主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叛徒、特务、坏分子、右派分子、走资派、派性组织的坏头头以及被怀疑为漏网漏划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历史反革命的对象等。上述对象的子女也很多受到株连牵涉，被揪出批斗。我插队的环联大队红卫生产队，共有4个地富分子，都是年老的女人，“清队”高潮时几乎天天被拉去批斗或“陪斗”，她们的子女均受到牵连，有的被揪斗并打成重伤。被视为国民党残渣余孽而遭受清查批斗的，成员更为复杂，主要有：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军的连排长、宪兵、伪警长、伪保甲长、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等等，甚至当过国民党军普通士兵和一般的伪职员也被被拉去批斗。这些人多数居住于圩镇，其中很多我都认识。居住于大街、我父亲在搬运站工作的一位工友，名叫周万炎，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宪兵，“清队”中反复被批斗挨打，身心难于承受，结果自尽身亡。新盛周屋我的一位邻房堂叔周朗，是马安岭小学教导主任，因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也被列为清查重点对象。1968年暑假期间，惠东县中小学教职工集中到县城原“五.七”中学搞“清队”斗争，周朗被揪出批斗，其时各地均按照上级部署，正在开展追缴藏枪斗争。据说批斗周朗时，揭发其私藏枪支，硬逼他坦白交代，限时缴交。白天，他被批斗，晚上被迫写交代，有时昼夜轮番挨斗，使他身心疲惫，万念俱灰。一次，他在被批斗时，出人意料地“交代”藏有一支枪，并说出具体藏在新盛周屋他家的茅厕一角地下。就在他“交代”藏枪后的当天夜深人静时，这位一向寡言谨慎的小学主任，却在宿舍床上用剃胡须的刨片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天亮后专案组派人到他家的茅厕，挖地三尺搜查个遍，也没搜出枪来。事后，因怀疑与周朗的死有关，还把一起被批斗的梁化3个“右派”教师刘伟、周炳堂、郑世杰关起来，审查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放出来。这件在“清队”期间教师集中办班发生的“屈斗假招”而出人命的事件，当时在全县全地区引起很大的反响。
梁化在50年代初，曾经自发成立过一个群众性的青年文艺团体——“群乐社”，由几十人组成，据长辈说，这些人演剧唱戏，弹拉吹唱，各具才艺，颇有名气。不知为啥，后来“群乐社”被打成反动组织而解散，一些骨干成员被带上管制的帽子，其中张森江（照相馆师傅）、黄秉辉（卫生所医生）、周关佑（小食店店主）被判刑送往青海劳改。这些受管制和劳改过的“坏分子”，自然也在这场“清队”中成为“老运动员”，接受无休止的批斗和强制性的劳动。这场“清队”批斗，也出现一些可笑之事。有一户人家，居住于圩镇盐行背，户主姓张，国民党员，惠州人，工作单位在梁化供销社，妻子姓李，共产党员，梁化环联大队增屋楼人，人家揶揄称之为“国共一家”，丈夫挨斗，妻子参加斗人，白天分道，晚上同眠，据说当时有人还劝说其妻子退党，她没理会。合作总店有两位职工，一个叫周华，一个叫周森煌，据说前者参加过三青团，后者当过国民党军的团部文书，上午周华还与一些人积极出手，揪出周森煌用绳索绑着批斗，下午周华反被揪出五花大绑挨斗，令人啼笑皆非。
“清队”批斗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集中斗，也有分散斗；有关押斗，也有游街游村斗；有乱嚎乱叫的批判式文斗，也有拳脚交加的武斗。我亲眼看过一场“集中斗”，时间：一天晚上，地点：梁化市场。宽阔的市场，像摆摊子似的分成好几个档口，每个档口放一张桌子，周围是凳子。这是一场统一时间、集中地点、单位分别组织的批斗会。当时，我走近一档供销社的批斗会，亲眼看到该社资料员、“红旗”派头目之一的严桂益跪在地上，桌子中央坐着一个“主斗人”，四边有很多人围观，揭发批判的人在桌前大声嚎叫，严桂益低着头，不时有人走上前去按他的头。突然间，有一个人从后面像踢足球罚十二码似的向严冲去，飞起一脚猛踢他的背部，接着又来第二回、第三回。同样，原红旗派积极分子赖治沾（教师）、韩刚（梁化车站售票职员）、高佬吕东祥（社青）等等，也因出身不好或人际关系等问题被揪出，在不同场合的批斗会上被打得遍体鳞伤。东纵老革命吕铁深、刘群夫妇也遭此一劫。时吕为供销社主任，刘为专糖主任，夫妇俩观点同“红旗”派，被当成有历史问题的“走资派”。吕、刘被清查主要问题分别是“海洋大盗”和“假党员”问题，我也曾为他们代写过交代材料。吕、刘被揪出时也和其他“牛鬼蛇神”一道“游斗”，每人一只手被绑在一根又长又粗的绳上，一个跟着一个，被押到圩镇游街示众；一起唱“道路有两条，摆在面前快快挑……”的“牛歌”；一起被迫参加强制性的劳动。我父亲是属于“关押斗”的类型，父亲是在“清队”开始后近两年的1970年3月被清查的，当时正值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被怀疑当过“国民党教练官”而受到关押批斗，那时我已经下放到生产队务农，记得父亲从下秧始一直被关到荔枝成熟时，足足被关了105天。关押期间，时常被拉出去批斗，斗了又关，关了又斗。而且在父亲关押期间，我家也被搜查过，记得那天一伙人来势汹汹，到我家这搜搜，那查查，最后发现厨房大锅灶里的灰团是纸烧的，就胡说那是我父亲与台湾联系的资料密件，其实，那是家人因害怕，把我从惠高和外地串连时带回的小报及“文革”其他资料塞进大锅灶里烧掉的。父亲被关时，与他一起共房关押的还有一人，名叫周纪昌（俗名“鲁解”），解放前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当过机枪手，后来参加了周福年任大队长的梁化伪联防队，他被清查的主要是“先红后白”的历史问题，也同父亲一样被关关斗斗，斗斗关关。一天，父亲从被关的门缝里，传声我的一个朋友叫林国平的，来我家拿把剪刀给他，家人先是被吓住了，怕有不测，最终没办法也只好带去给他。后来听说，父亲是叫同房被关的周纪昌，用这把剪刀给他剪头发和胡须。父亲放回后，也说起这事的原委，原来专案人员见父亲头发长，曾要带他去剪发，他硬是不肯去，因此才叫人带剪刀给他，但这事当时却给我们家人带来一场虚惊。在梁化这场“批斗”高潮中，被“批斗”的数量之大、涉及面之广和手段之多，均远远超过“文革”初期对“走资派”的批斗。期间，为配合“批斗”高潮，尚有一些人被利用专门充当“打手”，他们除在本地本单位积极出手外，还跨部门、跨行业、跨圩村介入斗争，大打出手。这些人有的头脑简单，好出风头；有的为了泄愤解恨，藉报私仇；有的却是心怀叵测，野心勃勃。这也是梁化“清队批斗”中凸显的一个特点。
至于外地回乡“闹革命”的大、中学生，“清队”运动前大多数已回校“复课闹革命”去了。有的学生在家乡挨了整，也是在1968年3月公社革委会成立之前，与“清队”无关。我是其中一个。记得那天是梁化的圩日，有五、六个参加公社会议的人（其中有环联大队、居民大队的干部），闯进我家，吆三喝四，把我先后带到圩头顶、大街、市场三个点，叫我站到凳子（桌子）上“企高高”，手拿着喊话筒向公众检讨印发惠高《红旗歌声》一事（注：是梁中同学拿去印发的，内容除了有一条派性歌曲外，其余都是当时的革命歌曲和语录歌曲），虽没遭批斗挨打，但对一个16岁的少年来说，在面子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次检讨回家后，我还躲到房间的床上哭了一阵子，记得当时劝慰我的，除了父母家人外，还有同乡的朋友吕高佬等。事后，我还几次被人找去专门“谈话”，内容大都涉及“文革”派性的事。后来也听说，读武汉大学的陈桂友，也曾在梁化挨过整。梁中的本地学生，有的回到乡下老家也吃了不少苦头。
值得一提的是，正当清查阶级敌人、批斗历史反革命深入进行的时候，梁化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行反革命”事件。1970年的一天，圩头顶一间照相店的门板上，贴有一张写有“林彪十条罪状”的小字报，据我的一位远方堂兄周佛良描述，当时他刚好出门参加生产队劳动，闻说后立刻走向前去看，小字报是一张红纸，上面写有林彪的十条罪状，其中内容有：“林彪是野心家、阴谋家”、“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等等，来看的人都被吓得目瞪口呆，其中一个姓范的公社财税干部，赶紧找来一张报纸把小字报盖住，并报告公社革委。很快，公社保卫部门就派人来处理。写贴这张小字报的是照相店的师傅，叫张少光，人们习惯称“影相张”。他贴出小字报后，躲到梁化七娘坛驻军农场，后来被抓，不久被判了重刑送往劳改。据说1971年 “9.13”林彪事件后，他在监狱服刑知道林彪出事时，还吵嚷着要求放他出狱。后来出狱坐车到了平山，徒步回梁化时还走错走远了路，拐路经塘角再到梁化，闹成了笑话。“影相张”原所在的照相店属供销社管，那时只有黑白照相，其照相技术好，不少人都到他那儿照相。我串连回来时，也曾拿过在北京天安门照过的黑白底片请他放大上色。圩内熟悉他的人都说他能说会道，尤其是念起照相“经”来滔滔不绝，平时也喜欢看看“相”，发表一点议论，看不出有其他异样，对于发生的这件事，大家都很感错愕和不可思议。
“文革”“清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一个插曲。“清队”结束，斗争不止。1976年，我参加了县第四期“路线教育”工作队，被派驻梁化公社四民大队，是大队工作队资料员。这场“路教”运动也是坚持这个“纲”，通过“抓革命”来“促生产”。记得进村后也经常分析“敌情”，把“没改造好的地富分子”作为对象进行批斗。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文革”中派生的各种冤错案始得平反纠正，从根本上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梁化也同全国各地一样，从“文革”的阴霾中走出来，迈上不断推进改革发展、建设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