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义仓在抗战胜利后虽然已成一堆破砖烂瓦，在地平线上彻底消失殆尽，但老一辈惠州人的记忆仍然是沉甸甸的。我家的门牌是大菜园13号，我相信义仓的门牌应该是12号，或许也是13号。因为我家本来就是义仓的房子，是劫难中之仅存。我生于斯长于斯，义仓的记忆是沉重的，也是岁月难以磨灭的。 惠州府城南端横亘着一座山，从东面城墙到西面城墙，叫银岗岭。山体向西延伸遇见城墙，于是忽然一个急拐弯向北缓步而去，在拐弯处形成一个山坳，这就是惠州义仓的所在地。 义仓其实就是粮仓，是有别于一般意义的粮仓。春秋战国时伟大的思想家墨子就曾说过：“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在这种储粮备荒思想的影响下，就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政策措施——仓储。而义仓这词，据说最早出现于西汉。最为明确的史书记载有隋开皇三年（583年）长孙平传“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备凶年名曰义仓”。还有一个更明白的说法：“以丰年富户之有余，济欠岁穷黎之不足，以一邑所余之粮，仍归一邑之民用。”这种由官府主导、面向穷苦百姓的义举很受百姓的拥护，各朝各代的具体做法可能有所不同，但义仓这一制度一直普及开去，延伸传承下来。惠州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地区，客观上呼唤着义仓的存在，惠州义仓的历史也应该是悠久的。 惠州义仓最早建于何朝何代难以考证，但最后的义仓建于清代（有说建于清光绪年间）是毋庸置疑的，这，我听老人们说过。我小时候也有爬入那阴暗肮脏地下室去“探险”的经历，发现一些清朝有勇字的服饰和帽子等器物可以佐证。 虽然我那时还很小，惠州义仓基本完好的形状我是熟知的，它是一组雄伟的建筑。在银冈岭南面山体和西面山体的围拢下，在山底高地上矗立着五座建筑，其中南北各一座，西面并列两座是粮库，东面是办公生活建筑和门楼。没有围墙，但这些建筑首尾相连形成整体，仓建筑厚实的墙体比一般围墙来得坚固和安全。在这些建筑物围拢中间，便是一个偌大的晒谷场。所有建筑物青砖密缝一溜到顶。四个粮库是主体，有十多米高，上有天窗下有地下室，或者叫地下隔空层，约 惠州物华天宝山川险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远的不说，辛亥革命以来战争就连绵不断，其中就有四次是近代史上著名的联军和国民革命军东征战事。这些战争中心是惠州城的攻防战。当时盘踞在东江大片地方的陈炯明，凭借自己的实力和惠州这块宝地的险峻，挑战当时在广州的孙中山和国民政府，引起历时数年东征讨伐战争。惠州是陈炯明的发祥地，大有死守到底的气势。陈炯明派出了他的得力悍将杨坤如、叶举、骆凤翔坚守惠州城。第一次在1923年，惠州被联军围攻达五个月之久。联军损失相当惨重，终归未能奏效而退去，至于城中缺粮造成城中混乱和死伤也很惊人，就是杨坤如也说前后四次守惠州中最艰苦的一次。这一次战事彰显了被围困城市中屯积粮食的重要性，而惠州义仓在当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次在1924年。守将杨坤如得到援军解围，里应外合，联军不得不撤围而退。第三次在1925年，以国民革命军名义东征惠州。这次改用策反和分化瓦解惠州守城军的策略，策反了守城军参谋长骆凤翔，这次战事以国民革命军的胜利而结束，但不久又被杨坤如重新占领。第四次是同年10月，国民革命军以蒋介石为总司令，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学生军为骨干，东征，围攻惠州城。最后经过三十多钟头激战，在双方均有重大伤亡的情况下，攻陷惠州，守将杨坤如负伤逃窜而告结束。这次国民革命军是有备而来，其时蒋介石在飞鹅岭设置炮位，命令以密集的炮火攻城。而义仓和义仓旁边的城墙的直线距离最近，是守城方的命门和死穴，炮弹连珠般纷纷落下。守军也不示弱，在银岗岭山顶架炮还击。我小时候看见义仓废墟上有废弃的炮筒，大人说那是打坏了的炮筒从山顶滚落下来的。后来我家在池塘边种菜，每年冬天挖池塘的泥给地增肥，常常挖出炮弹壳甚至有臭弹，大人说那是飞鹅岭飞过来的炮弹落在池塘里。义仓虽然有城墙和银岗岭双层屏障，又有守城将士的拼死抵抗，但被炮弹命中实难幸免。西面的粮库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应该说还未到灭顶之灾，但义仓也就从此一蹶不振。 最大破坏是抗战时期。从抗日战争开始，特别是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机经常空袭惠州，每次都少不了投下炸弹，义仓惨遭破坏。在1943年后，我已经有印象，义仓西面两个库房已成一片废墟，南北两库和东面门廊均已中弹，但还保持基本完好形状。我还清楚记得，我经常带弟弟在门廊里玩，那曾经是办公的地方已住进了难民，其中有一家只有父子俩，其父起早贪黑在外讨生计，其子大概比我大两岁，每天守在家里做饭等他父亲回来，偶尔也和我们一起玩，这么小就会操持家务，正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又来了一队国民党兵把他们赶走，是一连队，一百五六十号人。连长占据着办公楼，原来的办公大厅就成了连部，士兵在南北两个大粮库里打通铺。那时排长以上的可带家属，三个排长的家属住在北面粮库，用布条一隔自成一统。晒谷场成了士兵出操场地，不是单调乏味的口令声就是扰人听闻的喧嚣。连长整天在他的办公室骂街，即使独自一人也“丢他妈丢他妈”的不断。这是一连广东兵，奇怪的是有一个说北方话的参谋（可能是掺沙子的）。连长和参谋有点不对付，经常对垒，鸡同鸭吵，不亦乐乎。一天，一个排长据说是生活无奈在外面偷东西被抓，押解五眼桥枪毙，排长老婆带了一个个子比我还小一截的孩子，在连长和参谋面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又哭又闹，连长“丢他妈丢他妈”的不知骂谁，参谋比手划脚叽里咕噜,吐沫横飞。孩子小还不懂事，不知眼前发生了什么，拉着他妈的衣角，睁着大眼睛既茫然又惊恐，瞧瞧这个又瞧瞧那个。角色如此大的反差如一出戏，一出热闹的戏。义仓从热闹到冷寂已经多年，现又热闹起来了，但此热闹已非彼热闹！ 1944年下半年，日寇的空袭尤为激烈，义仓的门楼和办公楼都毁于一旦，我家在义仓大门里面部分被完全炸毁，这我在《鹅城旧事》谈过。本来我家挤挤的住了三房人，我三叔一房不得不搬出义仓另觅居所。 1945年7月，那时日寇还没有投降，我家从逃难回到家里，睽别半年多的义仓眼前景象惨不忍睹，除了一片残砖败瓦，就是杂草丛生，义仓已荡然无存，而在晒谷场的中央炸开了一个数米大的炸弹坑，晒谷场也就从此殆然消失，这炸弹坑形如句点，义仓也就从此划上句号。但据我揣测，义仓虽然早已百孔千疮，但最后绝迹，夷为平地的可能是这之前盟军的一次大轰炸。惠州沦陷的最后半年里，相信日本人没有必要去爆破已经是破败不堪的地方。 在义仓的西南面，也就是银岗岭向北拐弯的山体上有一座建筑，叫斋堂，主体是一座二层殿堂的建筑，殿前开阔的天井兼院落，养有盘花弃草，优雅，清静，敞亮，门外顺着山麓而下是一片园林，是一处不错的地方。之前斋堂是妇女出家念经修行的处所，经过连年战争，早已人去楼空。但奇怪的是与义仓的粮库只有一条半米宽的冷巷之隔，当义仓的粮库被炸得稀巴烂的时候，它却岿然未伤。于是在日占时期就成了日军机关，或者是较多军官扎堆的地方。在义仓变成废墟之后，多了一条到西湖的便捷通道，那就是越过义仓的废墟穿过斋堂的园林─邓庄。我家逃难回来后，经常看见挎有长长佩刀的官佐在那里出入，甚至有当官的从山上下来，抽出长长的佩刀，摆着砍杀的甫士耀武扬威。在五六月间一次盟军大举轰炸惠州时，很可能把轰炸日军机关的炸弹，落在义仓破败建筑废墟上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