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惠州是一个消费城市。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烟毒、赌博、娼妓成了危害甚烈的社会公害，其中又以烟毒为最。直到惠州解放，为迅速建立起新社会的各种新秩序，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大张旗鼓地开展“三禁”运动，经不懈的努力，才铲除了“嫖、赌、吹”这三种危害社会的毒瘤。

(一)禁烟

    鸦片战争时期，作为毗邻港澳，而且又是东江货物集散地的惠州，已成为东江上游、海丰、陆丰及韩江各地鸦片的转运站。源源秘密运往惠州的鸦片，或于本地贩卖，或转运港澳，或转往东莞销售。

    陈济棠统治广东时，不但准许人民售烟、吸烟，而且还鼓励人民种植烟苗，目的在于抽税养丘  当时，惠阳境内种植罂粟多在边区山区的吉隆、多祝、小漠。当地人用种得的罂粟取浆，煎熬成膏。名为芙蓉，实为鸦片，然后运往惠州销售。后来该地的一些贩毒分子为躲避政府查禁，以取罂粟籽炸油为名，大量复种，从中渔利。针对这些情况，民国24年(1935年)8月，国民党广东政府采取了禁烟措施，惠阳(含惠州)铲除大烟苗100～500亩以上。民国25年(1936年)6月3日，国民政府颁布实施《禁烟治罪暂行条例》和《禁毒治罪暂行条例》，明令禁止公开的嫖、赌、吹，但是没有采取必要的具体措施。民国26年(1937)，将惠阳划为广东禁烟特派员分署第四区，设禁烟局负责惠阳、博罗、龙门、紫金、河源、海丰、陆丰、新丰8县的禁烟工作。民国30年(1941)2月19日，国民政府再次颁布实施《禁烟、禁毒治罪暂行条例》，但因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禁烟局措施不力，而且还勾结不法烟贩，参预走私贩运，从中牟利。形式上明令禁烟，但对在家中和商店吸食鸦片的则从不过问，吸食鸦片由公开转向隐蔽。当时的惠阳县长，每年带着官吏到多祝、高潭等产鸦片地区，名为铲除烟苗，实为刮钱，让鸦片烟农送钱消灾而已。虽屡屡禁烟，却屡禁不止。

    解放前，人口仅3.6万的消费城市——惠州，就有“道生”、“新色色”、“陆记”、“芸记”、“佛记”、“新惠阳”、“星五”、“天然”、“槐记”、“新新”、“九如”、“南洋”、“星记栈”、“广州”、“日日来”、“胜记”、“恬记”、“两可”、“时时乐”、“寄闲”等大小烟馆135间，形形色色分布于府、县两城各大街小巷。烟民3000余人，占总人口的l％强；成分多为工人、无业游民、二流子、小盗、小贩等。这些烟民大多为了满足烟瘾而致使穷困潦倒，乃至妻离子散。当时，市区流传有：“无食鸦片烟，烟鬼又来缠，烟瘾突然起，眼泪水涟涟。面皮黄纸样，身体似猴哥，头拿光秃秃，好似一个柚。手臂似烟竹，耐谁都唔怕，最怕比人提，一日没得食，跌落地下唔晓起”的歌谣。

    1949年10月15日，惠州解放。12月，军管会公安局侦缉队每夜对府、县两城各旅店、货栈搜捕，当年捕获含骗赌人犯在内103人，缉获烟土10公斤。   

    1950年2月22日，惠州镇人民政府根据中央发动禁烟禁毒运动的指示，颁布禁烟条例，随之开展禁烟运动。运动主要集中力量打击制毒和贩毒分子，实行“大案从严、小案从宽；主犯从严、从犯从宽；惯犯从严、偶犯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少数从严、多数从宽”的政策，并组织工作队广为宣传，深入动员。3月，结合全市户口调查登记，扫荡烟馆145间，发现烟民24人，捕获制毒、贩毒分子梁美容、李亚三等7人。4月，全市开展广泛的群众检举和号召烟民登记自新的宣传活动。登记自新根据烟民的年龄、烟龄、烟量、身体状况，采取限期戒烟和收缴烟具的办法，与此同时，政府对烟赌馆进行登记，令其改业。但首批登记烟民只26人，尚有不少烟民仍暗中吸食。据不完全统计，自颁布禁烟条例之日始至7月的半年中，扫荡烟档(馆)近。100问次，查获烟民500余人次，缴获烟土66．4公斤(另有3包)，烟膏11块，烟枪14枝，烟灯94盏、烟针97件、烟具66副、铜锅5只、秤仔(厘等)13把，(另于5月2日，在西湖边公开焚烧缴获的烟土、烟具一批不计在内)自新登记烟民722人。当时，惠州的治安案件以烟土和小盗为突出，收押案犯也以烟赌犯和小偷居多。这是因为瘾君子们因吸食烟毒而倾家荡产后，只能行使偷窃之能事。据上半年不完全统计，处理该类案件40宗，其中吸食鸦片案34宗，贩卖鸦片案6宗。曲于吸食鸦片烟毒的历史根深蒂固，积重难返，至7月调查，惠州仍设有烟馆132间，烟民300余人，成员以工人、理发员、船民、无业游民、二流子、小偷为主。

    1952年8月，全镇再次大规模地开展声势浩大的禁烟、禁毒运动。通过大力宣传党的禁烟政策和自新登记办法，发动群众检举，召开烟犯家属座谈会，规劝烟民烟犯自新登记等多种形式，加快禁烟进程，并将禁烟运动推向了高潮。至9月24日，全镇摸出烟犯292人，其中逮捕处理35人，登记自新75人，集中教育l42人，缴获烟具43件，毒品38.4公斤。全年打击烟毒犯55人，其中管制17人，摧毁烟馆222个。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一部分长期不愿自新登记的烟民，被迫前来自新登记，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有个林姓烟民说：“禁烟运动使我戒了烟，体重增加了10多斤，并能参加垦植树胶了。”

在1950～1952年的禁烟运动中，共破获烟毒贩运专案75宗、77人，经不懈的努力，全镇吸食烟毒及贩运烟毒的状况得到了控制。

(二)禁赌

    1930年以前，国民党政府为捐税养兵，公开设赌。惠州的赌馆大都集中在咸鱼街(今东新南街)、西门口(今惠新东)、督办衙门(今中山东)一带。镇内赌风猖狂，赌业颇兴，仅邹仲明一人就分别在大廉巷、大东路、大东门、小东门设有赌馆4间。有的业主集吹、嫖、赌三者于一体，更是从中渔利。赌馆的赌法一般是赌宝斗和番摊两种。陈济棠倒台后，国民党虽然禁赌，但由于地方贪官污吏暗中勾结不法商人私设赌场，大发横财，一些业主有恃无恐，镇内虽取缔了一些赌馆，但仍设有不少秘密或半公开的赌窑(场)，原来一些在家庭和商店内进行的打麻将、摊牌九、打骨牌、打大纸牌属磊点娱乐性质的消遣，也变相成为赌博。赌徒不分日夜、不分形式地聚赌。解放前，惠州流传有：“赌钱真下贱，无见得光鲜，当衫又当裤，卖屋又卖田，父母常打骂，妻子哭涟涟”的歌谣。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颁布禁赌令，取缔赌馆，惩办赌犯，教育赌犯。1950年4月，惠州布告明令收缴赌具，对赌犯采取规劝、警告、处罚、拘禁、劳动改造等具体措施，对赌馆实行登记，令其改业等手段。同时，公安部门结合户口调查，扫荡赌馆，查获聚赌案24宗，50人。当年上半年，共缴获麻将87副，扑克210副、小纸牌157副。经扫荡，大部分赌馆收档改业。不少业主自动交出或自行销毁赌具，但有部分转为流动性或秘密聚赌。赌犯赌民经耐心的说服教育或处罚，大多数痛改前非，洗手不干。至1952年，赌风在惠州得以控制。

(三)禁娼

    1930年以前，国民党军队开设妓馆，以振奋士气为名，实为供军队官兵玩乐消遣。那时，惠州的妓馆多为简陋的茅棚建筑，大部分集中在水北沿江一带，被称为“水北一条街”。后来，这些妓馆迁至惠州府城的上米街，共有妓女270人。1930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对这些社会腐朽现象，不但不加以取缔，而且还加以扶持，立名目收税，使妓馆公开合法化，直接使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来源。1933年。惠州的花筵捐为1465元6毫8仙，其间，学校最可靠的经费来源，就取自于妓馆的花捐公司，连省立中学的办学经费也不例外。象这些国民党政府批准公开挂牌的妓馆，惠州共有12间，光府城上米街就集中有“双福堂”、“双喜堂”、“幸福堂”、“兰香堂”、“金玉堂”、“宝柱堂”、“金柱堂”、“双凤堂”8间。另在龙井巷和包公巷各有一间。前8间是较为上等的妓院叫南词堂，妓女叫南词；后两间是比较下等的，叫老举馆。光顾的多数是流动船民、下级员工和做苦力行业收入不多的人以及老爷阔少。妓女们多数集中居住在府城的塘尾街、府前横街、北门直街、金带街，县城的声华戏院(今东江电影院)一带。营业地点除在妓馆外，还有在商贸繁华的地带拉客，流动住地在大新、大东、建园、南洋、金塘等旅店和烟馆娼宿。这些肮脏的场所大多集吃、喝、嫖、赌于一身。当时，惠州除职业、妓女外，还有“女招待”50余人，“歌女”10人左右。她们以卖色、卖唱、卖身为生，倍受盘剥，收入甚微，过着非人的生活。当时，市区流传着一首戏弄诗：“二八佳人巧艳妆，洞房夜夜换新郎，一双玉臂千人枕，半只朱唇万客尝，做尽千般娇媚态，装成一副假心肠，临时哪有真情意，假做相思泪两行。”

    1949年，惠州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坚决取缔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妓馆，打击暗娼、私娼。至年底，破获宿娼案35宗。1950年，在全镇户口调查中，统计出全镇有娼妓472人，鸨婆10余人，她们多为福建、龙川、广州、江西、湖南、惠州籍人。经取缔妓馆，驱逐之后，大部分转租民屋，开始自食其力，小部分返家转业，有的则由妓女、南词转变为暗娼，她们或在旅店内接客，或在茶楼酒馆当女招待，或明或暗地从事打工、卖唱和暗娼双重职业。因而，在取缔妓馆之后，雇请女招待风行一时。这时的私娼活动范围较公开时更为广泛，造成性病蔓延，人们谈花柳色变。为此，镇公安局在全镇旅店、饭店、茶楼、船车、商会、戏院、照相馆等行业，建立起行业的侦察员，建有直接或间接的耳目联系，对种种(包括嫖宿卖淫在内)非法行为实行监督、管制。政府部门通过对妓女的集中感化教育，配合积极的身心治疗，挽救和改造了一批妓女，使她们脱离了苦海，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其间有不少成为营业员、护士、宣传队员，有的走进了革命队伍，有的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注：本文据采访及档案资料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