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不断增大。由于特定历史环境，北宋北有辽、金国，西有西夏国，出现了“民之销毁与阑出境外者多”，“中国国货与四夷公用之现状”，更增加了北宋对货币的需求量，为此，北宋朝廷在全国曾先后设置过43监，其中铁监9个，其他监8个，大部分为铜监注。而其中尤以饶州永平、池州永丰、江州广宁、建州丰国、韶州永通，惠州阜民等钱监产量较高，钱监时间较长。
据《惠州府志》、《元丰九域志》记载：惠州归善有一阜民钱监。现存有关钱监的资料极少，因此对惠州阜民监进行考证，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金融史及惠州的经济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惠州阜民钱监的设置及罢铸时间
宋代自建立以后，北有辽国，西有西夏国，连年战争，军费开支浩大，又“阑出境外者多”，饥荒严重，民盗钱者多。为解决这一矛盾，宋朝廷逐年增设钱监。惠州阜民钱监也就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开设。关于设置时间，据《宋史•食货志下》记：“至治平中，饶、池、江、建、韶、仪州铸钱有七十万缗，（熙宁）四年……后乃诏京西、淮南、两浙、江西、荆湖五路铸钱监……又以兴国军，睦、衡、舒、鄂、惠州既置监六，通旧十六监。”由此看，即治平后至熙宁三年前才有惠州阜民监。《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九及《玉海》卷一八○《开宝•钱监》称，英宗治平四年设惠州阜民监。《宋会要辑稿》是清人徐松所辑，但此书据“宋会要”所修辑会要总撰而成，多有《宋史》及宋代其他史书未采用的材料，所辑史料可靠。《玉海》为南宋王应麟辑，此书征引完整，特别是有关宋代史事，都录自《实录》和《国史日历》，笔者认为《玉海》所记史料同样可靠，由此可以确定惠州阜民钱监于治平四年（1067）设置。
到北宋末年，金人大举侵犯宋境，连年兵革，民不聊生，坑治多有荒废。《宋史•食货志》言：“政和元年，广东漕司复奏端州、高明，惠州、信宜，立溪场皆宜停闭。”由此看，此时北宋坑治出现危机，置废部分坑治，惠州场受到波及。《宋史》最后一次记录惠州钱监是为（政和）十二年，蔡京复得政，条奏广、惠、康、贺、衡、鄂、舒州作夹锡钱。精善请复钱如故。广西、湖北、淮东如之。……（《宋史•食货志•五六八页》缩印本）。“靖康之难”，朝廷腐败，民变兵乱，据《文献通考》称：建炎兵革、州县困敝，鼓铸皆废。又据《宋史•食货志》记：“先是衡、舒、岩、鄂、韶、梧州六监岁铸钱百五十六万缗，逐路支用、建炎经兵、鼓铸偕罢。”建炎年至绍兴初年，“盗”王少八与虔“贼”谢达兵扰惠州多达数年之久，惠州归善县城池被占，阜民钱监在州治城之西一里，很有可能在破坏之列而被迫罢铸。此后史料惠州钱监不见记载，监址也湮灭难寻。
二、关于惠州阜民钱监地点的考查
在古代，交通运输工具不发达，主要依靠船只运输。惠州城地处河运要道，再则像钱监这样重要的机构，一般多是选在地处交通运输方便和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其次，惠州城是惠州治所，惠州阜民钱监估计在惠州城附近。笔者查阅了中国历史地图编辑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之27至28页《广南东路图》，阜民钱监标在惠州城内。又据苏东坡记：“丙子寒食日前，宝积长老昙颢言：惠州海澄十五指挥使姚欢，守把阜民监、熙宁中，赵庶明知州，巡检姓申者与知监俞懿有隙。吏士与监卒忿争，遂告监卒反，庶明为闭衙门，出甲付巡检，任讨之。欢执杖立监门，白巡检以身任。监卒不反，乞不交锋，巡检无以夺，为敛兵而止。是日微欢，惠州几殆。”从以上记叙中，笔者认为，惠州阜民钱监有可能在惠州城近郊，也就是现在的惠州城内。理由是：一、吏士也即是衙役，是在城内。二、如果监卒不在城之近郊，知州无须关闭衙门。三、即使是吏士与监卒发生战斗，也不至于整个惠州(包括四个县)几殆。苏东坡所指的“惠州几殆”当是指当时的惠州城。至于比较可能的地点，笔者认为是现今的银岗岭。理由是：首先，北宋的惠州城很小。南门在现在的国庆路与水门路交接之处，西门在今东坡酒楼前（即现步行街十字路口），东门在东新桥附近，除了州治占有整个梌山，所剩的地方不多，容不下年产几十万缗的钱监。按《建炎以来朝野杂志》记：“咸平年间，江、池、饶、建四个监，岁铸钱一百三十五万贯，凡役兵三千八百余人”。照此计算每监平均岁铸33万贯，平均需要役兵950人，惠州阜民钱监最高年产量为70万缗，平均岁铸额约30至35万缗，那么起码需监卒九百多人。这么大的一个机构应有较宽阔的地方。另就地势而言，城郊多为湖塘分割的小块地，唯有银岗岭地势较高，面积较大，据此认为钱监设于银岗岭可能性较大。再有，在北宋，银岗岭、后所街一带是城郊荒野之地。银岗岭这一名字在北宋余靖于康定二年（1041）所撰的《开元寺记》还未提及，只记“惠州城治之南二里，则所谓最胜之地”，又言“兹寺重冈复岭，一郡之绝”。至嘉靖三十五年（1556）姚良弻主编的《惠州府志•学校》之丰湖书院条目则有记：“丰湖书院在城西南银岗之麓”。由此可见，北宋康定二年相距治平四年（1067）只不过23年，当时银岗之名还未出现，至明嘉靖三十五年才始出现，估计此地因北宋设钱监而后人才改称银岗。还有，笔者曾作过调查，曾听老年人介绍，传说银岗岭在古代曾铸过钱。综上述，笔者推测银岗岭很有可能就是北宋惠州阜民钱监所在地。
三、惠州阜民钱监的岁铸额及铸钱原料
惠州阜民钱监的岁铸额史志记载很少，根据目前所能搜集的有5个岁铸钱额，其中3个有代表性，1个是初铸后三年的熙宁三年（1070）的产量为20万缗，另1个是元丰三年（1080）的最高产量70万缗，再1个是大观后（1110）的岁铸为35万缗，根据平均值估计惠州阜民钱监的岁铸额约在30至35万缗。
《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广南东路辖十五州，四十个县，经统计共有银场17个，锡场21个，铜场3个，铅场4个，铁场6个。惠州属广南东路管辖，共有4个县，其中归善县有酉平、流坑两银场，永吉、信上、永安三锡场，三丰一铁场。河源县有立溪、和溪、永定三锡场，海丰有灵溪、扬安、劳谢三锡场。又据《宋史•食货志下》记：政和元年广东漕司别奏，惠州杨梅、东坑……英州，钟铜凡十六场，并如旧，则惠州北宋时见于史籍的坑治有14个。
唐书上说：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另外，铜矿通常与锡、铅矿共生。“至和三年（1055）三月诏，韶州岑水铜场发，令漕司益铸钱”。而《元丰九域志》却记录了曲江岑水为银场，因而互证了有银之山必有铜之说。惠州共有银、铅、锡场共13个，必定有不少铜矿。
《惠州府志》记载：酉平废县（刘宋置）在县西，九域志归善县有酉平银场，疑即故县，另《惠州府志》案：宋齐志俱作酉平《宋史地理志》亦作酉平银场，惟寰宇记九域志作酉平。我们查阅了谭其镶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酉平方位正好是在现今惠城区（原归善县）西部潼湖镇的永平村。酉读you，估计因与永（yong）读音相近而变作永。为此，我们实地调查了永平村，在该村的排望山麓发现了4堆矿碴，每堆面积在400平方米以上，厚度为1.5米至2米。矿碴上层迭压有南宋的陶瓷片，与此山南麓赤江的南宋窑址的出土物相同。据此我们断定此矿碴为北宋至南宋初年的矿碴。2003年4月，中国钱币博物馆副馆长黄锡全教授一行前往永平村考察了此冶炼遗址，并采集矿渣作化验，化验结果，此冶炼场当时是冶炼银、锡金属的。此处有可能就是史志上所说的酉平银场。（图33）
《宋史•食货志》二次统计岁铸额时将永通监与阜民算在一起，即熙宁六年永通，阜民监旧额80万缗，熙宁七年160万，折二钱50万缗。因此，笔者认为，不应排除提点之官在生产上统一安排，在原材料上统一调配，在统计上统一上报。如按《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二期王菱菱撰写的题为《宋代“山泽之人”矿课时间考》的统计数字：熙宁七年至十年广南东路产铜21，008，819斤，产铅4，642，736斤，锡3，018，011斤，即每年产铜5，244，405斤，铅1，160，684斤，锡754，502斤，按每贯钱需铜3斤10两，铅1斤8两，锡8两，则上述的年产量可铸的钱接近于熙宁七年的最高产量160万缗（折二钱50万缗）。当然，每年的坑冶产量与铸钱所需原料量不一定相符，这其中估计有以丰补歉，以多补少年的措施。综上所述，广南东路的铜、铅、锡的产量足够永通、阜民监铸钱的需要。
惠州阜民钱监从治平四年至建炎年间共铸钱六十余年，按每年岁铸钱量30至35万缗计，即六十余年共铸钱约2000万缗。所铸的钱种类繁多，计有小平钱，折二钱，当（折）十钱，夹锡钱，折二铁钱。此钱含铁量大，质量劣，也许就是苏东坡称为“阜民监粪土钱”者。从治平年至元祐年间主要生产小平钱，间中生产折二钱（熙宁七年生产，一年后罢铸）。宋徽宗朝，民族矛盾日益严重，金人侵犯，加上原有存在的铜钱流入蛮夷之地的现象，财政日益陷入困境，蔡京主张，杯水车薪，先后令诸路（包括广东）铸夹锡，折二，折十钱，随着蔡京留去的随铸随罢。
惠州阜民钱监一览表
注：根据《中国钱币》1988年第二期刘森《北宋铜钱监述略》一文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