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出生在民国前夜，小时候在村里读过两年私塾，也算认得几个字。在老家农村的贫穷生活中长大，20多岁就成了4个孩子的父亲，与祖、父辈们一起在村前的荒坝上垦荒种田。因生活实在穷困，有时还断粮，便还经常到村对面的河坝里挖些野生的薯类度日，在艰难困苦中逐渐把孩子抚养长大。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了生计，父亲经常到相邻的海丰县挑盐到香港去卖，赚点“水脚”钱养家糊口，有一次他去到香港还住了几个月，以砍树头卖给人家赚点生活费，后来觉得砍树头赚不了多少钱，心里又记挂孩子和年老的母亲（我的祖母并不是父亲的生母，父亲是过继的，但父亲待祖母有如亲出），又到回家里。村里地少，都是祖辈们在荒野中开垦出来的，耕种实在无法维持家计，那时四个孩子也已渐渐长大，父亲便在解放前几年只身到多祝圩镇打工，因为既没文化又没技术，只能帮人家打“猪屠”——就是帮宰猪的人打打下手，直到共和国成立，就没再到回村里去，留在圩镇继续打工养家糊口，多少都能比在家耕田种地收入多点。由于他解放前就在圩镇帮人宰猪，后来政府设立了食品站，他就进了食品站当了名屠宰工。1958年“公社化”时，他又调入了供销社，被派到离农村老家不远离圩镇也近的一个大队供销社营业点，店里2人，父亲由于人既老实又没文化，营业点的账目通常是每个月都对不了，把他愁得也经常病。几年后，又被派到离圩镇最边远的大队供销社营业点，那里也是母亲的娘家，那时营业点就他一个人，这样，每月的账目也就没有问题了。

“文化大革命”前，姐姐初中毕业后考到了省城读书，父亲因长期患病，同年向单位申请提前退休获批。由于年龄不到、工龄又短，退休后只拿原工资32元的四成，也就是每月12.8元。因无钱给姐姐去广州读书，父亲只好硬着头皮跟单位借了5元钱给姐姐做路费去广州。第二个月后，因要还单位的5元钱，剩下7.8元退休金，生活就更过不下去了，几个月下来，生活实在难以为继，父亲便向单位申请提高退休金，没想到单位批准了（当时那制度可以说是够好的），退休金由原来的四成提高到五成，即每月16元，多了3.2元，这在当时可是能够买好多东西的。

那时我还小，小学还没毕业。父亲退休后，没什么本事，只有经常到附近的山上去“打山工”，期望能在山上找到些中药材或野生蜜蜂之类的，也好卖点钱帮补家用。到我高中毕业后，整天待业在家无所事事，也经常跟父亲上山找些中药材巴戟（我们客家人叫鸡肠风），但能找到的机会微乎其微，如遇到其他能卖点钱的中草药，也顺便挖些回来卖钱，有时运气好，也能摘些人家采剩的山子茶（我们叫仙人茶）的老叶，拿回来晒干泡茶饮。有时如果找到了野生蜜蜂，就取回来自己养，蜂糖则拿去卖给供销社换点钱。有时幸运地碰到了巴戟，就锄回来，卖点给供销社，留点自己煲汤喝补补身子。虽然就靠父亲退休金度日，日子虽然过得清贫，倒也乐也融融。

父亲一生他最引以为荣的事，就是1968年他被选为“贫下中农宣传队”队员，进驻多祝中心小学。这是政府给的荣誉，他非常珍惜，所以他也不遗余力地把事情做好。他每天像上班一样，准时到学校去给学生和老师们上“忆苦思甜”课，讲他和村里一些在旧社会经受的苦，讲今天新中国成立后各种的甜。他每天重复做这些事，全都是义务的，从来都没有补贴之类，那时也不兴补贴之类的事，人们的思想觉悟比较高，认为能为国家、政府做任何义务劳动都是光荣的。父亲就是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人。

1979年改革开放后，市场也开放了，父亲凭着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学的手艺，每天帮人宰猪赚点钱维持生活。他从供销社到帮人宰猪，都是“生意”中人，但他为人老实慈和，秉性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看不惯公平的事。比如他逢圩日（赶集日，逢农历二、五、八）就帮人家宰猪卖猪肉，就算是母亲或哥哥去跟他买猪肉，他也不会多给你一丁点，有时称时稍微多了几钱，他都要割点回去，连母亲也说他太过地道太过实在了，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是一，二是二”，他也不会因厌恶某个人而称少点。总之不管是谁，他都是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不多不少。他就是这么“死板”的一个人，秉性使然。

父亲奔波劳碌了一生，但他从没抱怨过生活的艰辛，而是憨直地直面人生。生活中、工作上，不管是谁叫他帮忙做什么事，只要他力所能及，他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人做好。因此邻里关系、亲朋关系、社会关系都很好，认识他的人都交口称赞他是个老实人，大好人。

忠直、老实、厚道、无私、坦诚，负责任，有担当，一个从农村中走到圩镇的人，始终保持着中国农民老实巴交、诚实有信的本色，坦坦荡荡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持家，这就是父亲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是我学习效仿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