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国以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惠州这座古城，历来都是广东省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城市之一，由于其地理环境优越，处于广州与香港两大城市之间，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商业繁荣，来往人口频繁，信息灵通，就业门路宽敞，人民群众生活比较安稳，自古以来惠州人对衣着服饰方面，一贯都比较重视和讲究仪表。但随着国家时局的变迁，服饰的潮流亦时起时伏，千变万化。一时争妍斗艳，绚丽多彩；一时乌云密布，暗淡无光。不同时段有不同潮流，人们的衣着打扮亦随之有不同的选择与追求。现据笔者调查，将抗日战争前20年至20世纪改革开放时代的这段漫长岁月中惠州民间服饰的变化情况综述如下：

（一）抗战以前，继承传统服饰，唐装为主

在抗日战争以前，时值太平盛世，国泰民安，百业兴旺，惠城群众在解决生活温饱之余，受传统观念“人靠衣装，物靠包装”及“先见罗衣后见人”的影响，对衣着打扮相当重视。即使家境困难，亦要想方设法添置一两套比较像样的衣服，出外待人接物时，免得丢人现眼。按历史传统习惯，当年全城男女老幼均以穿着唐装为主，当时亦有西式洋服流传到惠州，但穿着西服的人为数不多，仅限于某些达官贵人及商业大亨等，至于富家青年子弟，为了赶时髦，讲排场，摆阔气，也不外是偶然穿着一下罢了。

所谓唐装，顾名思义就是我国自古以来遗传下来的衫裤套装，男女款式有别。男衫是企领、长袖，衫身与衫袖较宽阔，对襟开封，中间有五个布扭扣（或骨质扭扣），衫身前面上下左右缝有四个对称口袋，上面两个较小的称表袋，（左上角的表袋是给有钱人家装载怀表），衫里面还缝有两个暗袋，（用来装载钞票等贵重物品，比较安全）。女衫是企领、长袖（或短袖），衫身与衫袖较窄短，大襟式，扭扣设在右边侧面，衫身外面没有袋子，里面右边有个暗袋。至于男女唐装裤，款式都大致相同，裤裆密缝，裤头另用一块五寸宽的白布缝上去，裤头宽度比人体腰围要宽出6市寸，要另外用一条布带系紧裤头。由于男女装裤子均没有裤袋，故成年男妇均习惯在裤带上串上一个荷包（钱包）或小布袋（俗称阿婆袋），用来装载钞票及硬币（指银元、银毫及铜仙），比较安全方便。

对那些达官贵人的男士们，凡出外办事或交际应酬时，除穿着整套唐装外，还在上面加穿一件大襟式男装长衫及开封式长袖马褂，头戴毡帽，足穿皮底黑色绒面布鞋，手拿一根士的（拐杖），以示庄重；至于女士们外出则喜欢穿一件旗袍，头戴珍珠、金簪等头饰，手戴金镯、玉镯与金戒指等，足穿绣花布鞋，盛装打扮。当然，对一般人民大众及劳动阶层来说，则很少人穿着长衫马褂或旗袍的。

在服装选料、花色品种及做工方面，贫富之间差异悬殊亦很大。有钱人家讲究排场，选料上乘，花色品种多种多样，做工精美，应有尽有。夏秋季节，衣料质地大都是绫罗绸缎、绢纺、竹纱纺、黑胶绸、点梅纱等，色泽鲜艳夺目，而春冬季则是薄绒、厚绒、织锦、骆驼绒、天鹅绒、丝棉、皮革等高档衣料，五花八门，且全部是量身定制，做工特别精细，人工刺绣上各种图案花样，名贵大方，有时甚至人工费用比衣料价格还要高出一两倍以上，其服饰的豪华程度可想而知。而一般人家，如经济条件许可，一年内每人能新做一两套冬夏唐装衫裤便心满意足，其衣料质地普遍选择价格比较经济耐穿耐磨的白扣布、白洋布、士林蓝、兴宁土布，普通棉布，夹纱、单面斜、棉衣、棉褛等低档衣料，其色调不外是白色、黑色、灰色、深蓝色及黄色等，做工粗糙，务求经济实惠便是。至于贫苦大众，一日两餐能吃上稀饭、杂粮不致挨饿便感到万幸，对衣着方面，根本没有任何过高要求，甚至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劳动，亦无法添置一套新衣，只能到旧故衣摊档买些破旧衣服穿着，赖以御寒与遮羞，缝缝补补艰苦度日罢了。

（二）八年离乱，国难当头，民不聊生，衣着随便

自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者便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至1945年9月2日日军正式签字宣布投降为止，在长达八年抗战期间，国难当头，战火纷飞，惠州古城曾先后四度沦陷，敌军进城后，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抡劫一空，横尸遍野，满目疮痍，断壁残垣，惨不忍睹。惠城老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敌军撤离后，又经常从广州调派飞机前来惠城空袭，狂轰滥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伤亡损失惨重，百业萧条，民不聊生。在那水深火热、八年离乱的岁月里，人们如惊弓之鸟，朝不保夕，惶恐不安，脑子里考虑最多的问题是如何保护自己及家人的人身安全，最忧心忡忡的事情是一旦日寇入侵，背井离乡，狼狈逃难及敌机空袭，死于非命。因此，日常生活一切从简，一日两餐能解决温饱，平安无恙便谢天谢地，万事大吉。因自身难保，衣着服饰比较随便，根本无心打扮，往往一个大好家庭，遇上空袭被炸弹命中，顷刻之间便支离破碎，家毁人亡。因而惠州城内群众，为了躲避敌机空袭，几乎天天都要“走飞机”，每天早上八时吃过早饭或带些干粮，便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地疏散到城郊的下角、黄塘、佛祖坳、河南岸、南津、水北、望江等农村去逃避空袭，直至下午三时以后，疏散的人群才陆续返回城内。在上午九时至下午三时的这段时间，除了那些老弱病残确实无法行走留在家中看守门户外，凡能行走自如的人都逃之夭夭。当时的机关、学校和商铺，只能早晚办公，上课和开市营业，人心惶惶，寝食不安。而一些家境较富裕者，为了减少天天疏散的麻烦，干脆举家大小暂时迁往河源、紫金古竹、博罗观音阁及平山，多祝等地暂住，待局势比较稳定后才返回惠州。为了适应逃难步行及空袭时逃跑的方便，从1938年10月惠城第一次沦陷后开始，惠城群众的服饰装扮发生急剧的变化：一是穿着长衫旗袍及绒皮大衣与整套西装的人逐渐减少，人们都趋向穿着唐装衫裤套装，或唐装衫、西裤，中西合璧。这样，遇到逃难或敌机空袭时，走路逃跑比较方便快捷；二是穿着皮鞋及高跟鞋的人亦越来越少，当时流行穿胶鞋，布底小圆鞋及布底草鞋；三是过去色彩鲜艳、五花八门的衣料几乎无人穿着，大家均改穿色调灰沉的棉布服装，如黑色、深灰、深蓝或黄色、棕色等保护色。由于红色及白色太耀眼，容易暴露目标，遇到敌机空袭时，危险性大，故将原来红色、白色及彩色缤纷的衣服均分别染成黑色、蓝色或深灰色，以求安全；四是由于当时战事连年，政局动荡不安，随时都有沦陷及空袭的发生，人民生命财产岌岌可危，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整个社会经济状况一落千丈，群众生活非常贫困，能够解决一日两餐粗茶淡饭便心满意足，对衣着打扮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和心情去考虑，只能因陋就简，艰苦朴素过日子。至于那些富裕人家，过去为了讲排场，摆阔气，穿金戴玉追求时髦盛装打扮的风气，亦有所收敛，只能紧跟时代的变化而随大流。总而言之，在抗战期间，惠城群众基本上对服饰的要求不高，奇装异服很少，款式花样不多，色调深沉，讲究经济实用，衣着随便。所以当时的服装商铺生意冷淡，少人问津。相反染衣行业异军突起，生意非常红火。比较反常的是当年那些茶楼酒馆的女招待（其中不少是妓女）及旅馆里的暗娼，却风行一时。她们为了招来嫖客，个个涂脂抹粉，烫发焗发，身穿旗袍及奇装异服。足穿高跟皮鞋，花枝招展，招摇过市，成为抗战期间的一种怪现象。此外，学生服装，在抗战前中小学学生均硬性规定穿着全城统一的校服：高中部男生一律穿着蓝色或灰色中山装，配戴布帽；女生穿蓝色短唐装衫，黑色长裙；初中及高小学生，一律穿着童子军服，男女生上衣是黄色长袖恤衫,男生是黄色西式短裤,女生是蓝色短裙,男女生都要戴上黄色船形童子军布帽,胸前佩带三角形领巾（各间学校领巾的颜色及款式不同,以示区别）及铜质三角形校章,至于初小学生服装则没有统一规定，自由选择。但自抗战以后，因受时局影响，生活困难，中小学均取销统一校服，学生可以随意穿各种服饰，大多是以穿着灰黑色唐装为主。

（三）抗战胜利后至解放时的四年期间，服饰潮流中西合璧

1945年9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大地重光，八年离乱的苦难日子终于熬到尽头，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庆祝胜利。但战争的创伤，仍记忆犹新，百业待兴，人民群众生活尚很困难，顾了吃饭问题，便顾不了衣着，服饰方面，仅能保持战时水准，没有多大变化。迄至1947年开始，随着国民经济的复苏，群众生活水平逐渐好转，人们对衣着方面又重新讲究起来。由于惠城毗邻香港，很多欧美服饰传进来，成为时尚。一些青年男女纷纷效仿，推陈出新。在抗战期间一度销声匿迹的女装长衫旗袍，连衣裙及男士西装反领，领带等服饰以及皮鞋、高跟鞋、皮靴等又大行其道，服装用料及花色品种，与战前相比更是标新立异，绚丽多姿。当时有钱人流行的男女青年服饰受香港影响，男士喜欢头戴美国西部牛仔式阔边帽、（黄色、质地为高档斜布，可挡小雨，俗称干湿帽），戴棕色金丝眼镜，身穿丝绸格仔恤衫或各种花纹图案的夏威夷恤衫，窄脚西式马裤，足穿长短统皮鞋，一副欧美牛仔服饰扮相，风流倜傥；女士们则喜欢穿着彩色鲜艳夺目的高档旗袍，外加一件白色或粉红色丝质通花外套，配搭起来，曲线玲珑，分外俊俏。亦有的女青年喜欢穿着大红大紫的花色上衣，套上绸缎、呢绒料子的素色短裙，显得青春活泼，足穿玻璃丝袜（尼龙丝袜），高跟皮鞋，手挽高档皮手袋，更显名贵大方。至于中老年男士及女士，由于思想保守，对西式服饰不喜欢，反而对传统唐装服饰情有独钟。特别是在天气炎热的夏季，家境富裕者都喜欢穿着用点梅纱或黑胶绸料子用手工缝制成的唐装衫裤，特别凉爽，且洗涤非常方便，用温水浸泡五分钟后，用衣架串好挂起来风干一小时后，又可继续穿着，颇受群众欢迎。中老年男士除了穿着唐装衫裤外，仍保留中山装，但长衫马褂几乎绝迹，成为历史。总而言之，抗战胜利后的四年期间，惠城服饰潮流是中西合璧，各有所好，各取所需。至于中小学生的服装，胜利后全部恢复抗战前的服饰：高中男生一律穿着蓝灰色中山装校服，高中女生穿着蓝色女衫、黑色长裙，初中及高小学生则穿黄色童子军校服，每周星期六那天，则允许学生穿其他便服返校上课。

（四）解放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服饰千变万化

自1946年起，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三年解放战争，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红色政权，人民群众翻身当家作主人，普天同庆。但在解放初期，惠城人民群众由于长期在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统治下生活与工作，对我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了解不多，思想上或多或少均存在一些顾虑，持观望态度，患得患失，对服饰装扮，不敢过于张扬，后来经过人民政府的广泛宣传教育，人民群众政治思想觉悟大大提高，放下思想包袱。实践证明党和人民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们信心百倍，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在解放初期，全国实行供给制，解放军官兵及地方机关干部的服装全部由国家统一标准定制分配使用，绿色军装、灰色干部服（列宁装），色调单一，款式大同小异，服饰比较淳朴，提倡艰苦朴素。随着时代的变迁，惠城群众的服饰，亦发生较大的变化。一般人喜欢穿着白色浅蓝色恤衫，灰色西裤，或保留穿着唐装衫裤，头戴五角布帽。至于旧式男装长衫因行走不便，已被时代淘汰、不受欢迎；而女装长衫则仍然保留下来。人们在重新添置衣服时无论男女都趋向于列宁装、军干装等流行服饰，颜色以蓝灰为主，至于唐装衫裤亦逐渐减少。由于时代不同，解放前那些达官贵人、富裕人家，因怕露富，怕人说三道四，亦将过去那些名贵豪华服饰收藏起来，束之高阁，不敢露面，改为随大流，尽量做到大众化。至于皮鞋、高跟鞋及各种金银珠宝的首饰头饰，更无人穿戴。当时政策规定，黄金收归国有，人民手上各种金器首饰一律由人民银行按国家牌价收购，不准自由买卖，所以城内所有金铺纷纷倒闭改行。过去穿惯皮鞋、高跟鞋的人们，亦纷纷改穿解放牌胶鞋、塑料凉鞋或水陆凉鞋。水陆凉鞋用旧汽车外胎做鞋底，旧汽车内胎做鞋面挽带，不怕泥泞烂路，用清水冲洗一下，随时可以穿着，经济实用，深受群众喜爱，盛行一时。

随着国民经济建设形势的迅速发展，惠州城内先后成立了许多地方国营工厂及商业门市部，大量招收干部职工，就业人数增加，生活水平提高，机关干部亦从解放初期的供给制改为薪给制，干部收入增加。当时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建设模式均以苏联老大哥为榜样，人们从电影银幕中看见苏联人民衣着打扮非常时尚，彩色缤纷，争相模仿。据悉我国当时曾向苏联进口大批量花布，政府曾动员机关、企业干部及学校师生带头穿花衣服，移风易俗，因而亦带动了全城青少年群众均纷纷效仿，喜欢参照苏联服装款式穿着花布恤衫及各种衣裙，并风行一时，从而改变了解放初期服饰简朴，色调灰沉的模式，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1959年开始，全国各地由于连续三年遭遇特大自然灾害袭击，加上苏联修正主义者背信弃义的迫债，我国处于经济极端困难时期，粮食紧张，物质缺乏，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包括粮油糖豆、各种肉食、副食品、棉花、棉布以及各种针棉织品，均凭居民户口簿常住人口发放各种票证，凭证限量购买，供不应求。在棉布供应方面，每人每年仅发放布票1.26丈，而成年人做一套衣服便需1.4丈（身材高大肥胖者尚超过此数），做一件套装棉衣则需2丈棉布，做一床棉被被袋需3丈多棉布，此外，购买毛巾被，内衣裤、袜子等亦同样要收取布票。对衣着方面的困难非常突出，人们只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克服困难。或到旧衣服市场购买那些免收布票的旧故衣御寒；有的人则到供销社、生产资料公司购买一些进口化肥包装袋（尿素袋、氮肥袋等），拆洗干净后染成黑色或深蓝色，用来缝制衣服；有的则买4条男装手帕（可免收布票）缝制成一件内衣（或内裤）；有的则用高价购买黑市布票解决。总之，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那个经济困难年代，惠州城内群众，服饰非常破旧朴素，服装行业冷冷清清，少人光顾，而修补旧衣服的摊档却比比皆是，生意异常红火。从1961年11月开始，国家及时采取了“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八字方针，才扭转了困难局面，国民经济状况逐步好转，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逐年提高。

1966年5月开始，全国又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安定下来的一个大好形势，顷刻之间又变成一场浩劫。“文革”开始后，全国各地均以阶级斗争为纲，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到处揪斗“走资派”、“七类分子”，破“四旧”，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学校停课闹革命，到处大串连，大字报铺天盖地。惠州与全国各地一样，党政机关与工商企业几乎陷于半瘫痪状态。由于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人们根本没有闲情逸致考虑服饰打扮等生活小节问题。当时社会上比较流行的服饰是绿色军装，腰间束一条皮制风纪带，肩上挂绿色挎包，左边挂个“红卫兵”或“××战斗队”的红袖章，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手持毛主席语录红宝书，足穿解放鞋（或塑料凉鞋），昂首阔步，威风凛凛，风行一时。当年有些香港同胞回乡探亲，穿起整套西装反领、西式衣裙、牛仔衫裤、足穿尖头皮鞋或高跟皮鞋，走上街头时，被红卫兵们发现后，往往是不问青红皂白，横加干预，认为是崇洋媚外、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进行批斗。受政治因素影响，广大群众对衣着问题，比较慎重，以俭朴为主，免得招惹麻烦，只能随大流，穿着普通质地的军干服、列宁装、中山装，白恤衫、西式裤或传统唐装等等。男女西装、旗袍、花裙等服饰则一扫而光，根本无人敢穿。迄至“文革”后期，党中央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全国政局逐步好转，恢复正常秩序，狠抓工农业生产，国民经济建设回升，人民生活稳定下来。1972年起，大批的确凉、的确斜、尼龙混纺、化纤衣料从香港走私流入内地。不久，我国很多大城市工厂亦先后引进一批先进设备，自行设计，大量生产各种化纤衣料投放市场，敞开供应，这些衣料价格相宜，耐磨耐穿，深受群众欢迎。这一来，长期困扰着人们的穿衣困难，终于逢刃而解，昔日那种衣衫滥褛，缝缝补补的怪现象，亦随之一去不复回。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水平迅速改善提高。与此同时，惠州的服装行业亦与时俱进，迅猛发展，开拓创新，服饰款式及花色品种应有尽有，大大满足了各阶层男女老幼的需求，人们对服饰观念亦随之发生很大变化，追求美的享受，男女唐装衫裤，逐渐退出市场，成为古董。年青人一马当先，穿起牛仔衫裤、喇叭裤、西装革履，西式衣裙，高跟皮鞋，低胸露背的背心为时装、超短裙裤，露出肚脐，成为女青年时尚；中年人紧跟时代潮流，穿起各款时装，显得潇洒大方，风度翩翩，容光焕发；老年人亦不甘落后，转变旧观念，服饰艳丽，推陈出新。少年儿童奇装异服，打扮一新。中小学校学生服装由各校自行设计加工定制，统一校服，各有千秋。惠城的服饰变化迎来了百花齐放、争妍斗艳、春色满园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