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一则“二十年前的春节才叫过年，现在充其量只能是放假”的微信，以及接下来的“仪式没了，乡约忘了，民俗丢了……”的一则评说，猛然间勾起了我远去的记忆。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粤东山区。偏远、闭塞，加上那时没有通电、通公路，生产队大集体年代，缺食少穿，物质生活极度贫乏。打从有记忆时起，过年，那是一件很值得期盼的事。全村子的人，要把最好的柴禾，如“除树”等耐火硬木留作过年做饭、烧水；要把最好的衣服早早洗净晾好留作过年走亲戚时穿，要把最好的鸡、鸭留作过年来招待客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这几日有“荤腥”味了。
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就叫“入年架”。从这一天开始，“伯公”开始锁山门，一般就不能进山砍柴了，否则会触怒“山神”。全村人也开始为过年而全力准备起来。近200人的小山村，唯一的“碓间”最热闹了，日夜都有人在排队等着“踏粄”。碓头与石锺互相撞击发出的咿咿呀呀的声音此起彼伏，传递着喜庆的信息。那时还没有辗米机和粮食粉碎机，各家各户要蒸甜粄、喜粄的米粉（生米、糯米）都要在这里“踏”出来，经过晒干后蒸成粄。而蒸甜粄，则是一个非常耗时、耗燃料的事儿。一笼十多斤的甜粄，往往要大火蒸十几二十个小时才能熟透，全家人轮流着掌控火候。各家各户不敢马虎，这可是相当于你现在的手信、红包，过了年走亲访友用红纸包着送人的必备礼品。村头的小河也会热闹起来，从早到晚总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需要洗涮的东西。先把衣物、家具，如木床、板凳、桌椅洗好晾干，连木鸡窝、铁木农具也要洗涮一番，好像不把所有东西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面清洗一遍，就不能把旧年不吉利的东西洗走，把新的一年好的东西迎进来一样。
老家的墟期是农历每月的“三、六、十”，而过年前的“年尾墟”总是最热闹的，本来就狭小的街道往往水泄不通。一大早，村里的人早早肩挑手提，带着可以“换钱”的农副产品步行大概两个小时，赶20多里的山路，将肩上、手上的物品卖出去，并在街上采买置办过年的火水、电池、盐头、红纸、香糊、碗、筷子、草烟、咸鱼、粉丝等等闲杂百货。赶墟的人回到家吃过晚饭坐在门前晒谷场上，就着月光或油灯火，天南海北聊着当日墟街上的见闻，左邻右舍聚在一起进行着信息的大交流。
大年三十到年初一，那是一个神圣的日子。大人早早告诫小孩过年千万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否则新的一年会走衰运。家人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杀鸡、鸭。这时，河面上顿时热闹起来。每家每户的大人、小孩都来到河边，说说笑笑，比较着谁家的鸡肥大，谁家养鸡有本事。一群群小鱼、小虾会来抢食河里难得的油腥。鸡肾衣可是小孩的最爱，因为晾干后可以从远道而来的小货郎手里换麦芽糖。至中午时分，家家户户将煮熟的鸡集中到祠堂敬神，祭拜列祖列宗，祈求来年保佑合境风调雨顺、家中老少平安。随后，又各自回到家中，把祭品放在家中八仙桌上进行祭拜。而午饭一般是不吃“大餐”的，晚饭才能吃到鸡肉，因为年三十晚的那顿饭才算是真正过年。而在年三十的下午，家里早早会叫小孩、老人用石姜蒲等泡水先冲凉，然后换上干净衣服等着吃年夜饭。在此之前，大人还会叫小孩端上一小半碗由米酒、几块鸡胸肉、鸡肝组成的“酒碗”送给上了年纪的长辈，以示尊重。也就从年三十晚开始，灶台上要开一盏“年灯”（尽量把火苗拔小点、省油），一直开到初五出“年架”后。到了年初二早饭后就算过完年了，小小的村道上又开始热闹起来，走亲戚开始了。外嫁女普遍在年初二、年初四带上孩子回家娘住上三、二天。到了年初七、八，地上的劳作又开始了，村子里又恢复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正常状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年初三，这是个老祖宗口耳相传的“穷鬼日”。按老家风俗，这天大家要把初一、初二积下的垃圾全部清除，把穿脏的衣服拿到河里清洗，名曰“送穷鬼”。再者，不太欢迎亲友来家里走访，当然更不敢到亲友家拜年了。由于地处偏僻人口不集中，当地没有龙、狮队，如有外地狮子队来家里参拜讨“利是”，那是很稀奇的事，一般条件较好的家庭才有此等荣耀。年初一一般是不能进菜园摘菜的。
如今，老家大多数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分“单干”后就洗脚进城了，经过几年的打拼，也陆续在小县城买了地，建了房，扎了根。每年春节前入了“年架”，都会相约骑摩托车（近年有的也买了小车），带上买好的春联、备好的“五牲”、鞭炮、香烛，踏上“敬神”的“回家”之路。不管是新建的楼房，还是原来的旧屋，甚至只剩残墙断壁，都要端端正正贴上春联，然后，先到村子四周敬“伯公”等各路神明，再敬祠堂，最后回到家中敬祖先。每敬一处，必点烛焚香，意在请神明或祖先到位享用：“过年了，某某人现在回来敬奉，要庇佑大家平安……”最后焚烧“金银财宝”、放完鞭炮就算大功告成了。这些平时住在城里的人，尽管有很深的家乡情结，但却很少有人留下来住在农村老家完整地过一个春节，履行完这一“公事”，又匆匆忙忙赶回现在城里的新家。
近几年，回到农村老家感觉最大的变化，首先是山更绿了。原因大概是过去乡亲们都用柴火做饭、煮猪食，现在即使住在农村的也基本上用上了煤气，城乡都不用柴火了，“封山育林”自然就容易实现了。其次是道路硬底化了，基本上都有可通汽车的水泥村道，有的还装了路灯。不管有没人住的房子，也大都装上了从附近山上自上而下引来的名符其实的“自来水”。最大的遗憾是新的建筑全部是城里的风格，瓷片、玻璃、铁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砖瓦房基本拆光了，犁、耙、铁、木、竹制农具也全当垃圾烧光了，“碓间”、风车、禾桶等粮食收割、加工的用具基本消失了，祠堂、伯公庙大都用瓷片、水泥翻新了。像我们这些年过五十、在农村出生长大的人，好像一下子原来的记忆断了，民间风俗链条断了，一种说不清的乡愁滋味常常萦绕在心头。不知是身体机能的“退化”还是头脑跟不上形势，儿时过年的感觉渐渐远去。荒芜的田园，远去的狗吠鸡鸣，难得见一面的亲人，“家乡、故乡、老家”，不知用什么称谓才算贴切。
现在城里过年，准备的年货无非是买两盆年桔放在家门口，买几叠红包袋放在家里。联系亲情、友情的大抵要数微信祝福了，也基本上没有买新衣服、买食品的冲动和需要，因为今天的物质生活“天天都在过年”。除夕的“春晚”还是要看的，在“春晚”上也还会找到点过年的感觉。年后走亲戚的手信，一小箱年桔、一个红包代替了当年蒸煮十几二十几个小时的甜粄。过去因为穷，小时候农村老家过年很想却很少放鞭炮，现在生活在城里也早就“禁炮”了。
农业机械大量进入田间地头代替以前的传统农具，传统农具的消失是势所必然；经济收入提高、钢筋混凝土结构楼房代替土坯瓦房也是势所必然；社会和谐稳定、国泰民安、科技进步、生产手段先进、物质丰富，减少了人们过去盼过年“饱餐一顿”的欲望，对过年的物质期望值降低更是势所必然。农村过年风俗，它虽然有根脉、有传承，但它总是一定经济、社会现实的反映。当过去的农耕用具作为民俗文物进入各类博物馆，当过去的民间工艺及其产品、民间风俗进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行列，当过去的能工巧匠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的当下，面对全球化、信息化的“新时代”到来，深刻理解中央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并在其中有所作为，应当是民间文化工作者以及在农村土生土长的“过来人”需要积极思考和冷静对待的课题，而不应该仅仅是感叹和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