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接到老干局的电话，我和老伴是早也盼晚也盼地望了好多天。终于等到了一个准信：老干局的领导今天上午来。
我今年86岁了，老伴也是耄耋之人。我们老两口身体还好，眼不花耳不聋的。我们独居一隅，执意不和儿女们住在一起，怕给他们添麻烦。
我们比平常都起得早，老伴早早地给我换了一套衣服，把我打扮得像个年轻人似的。她把房子厅里厅外、旮旮旯旯拖了一遍又遍，又把茶几上的水果全都换上了新鲜的。嘴里叽里呱啦地数说着我：来了老干局的领导，你就高兴得像个孩子！对啦，他们说是为抗战胜利70周年的事情采访你，你又可以作报告啦！要不要把军功章都拿出来？
我眉飞色舞地告诉老伴：当然要拿出来！等一会肯定要照像的。
我和老伴守在阳台上，屋外下着好大的雨。
正在我担心领导们能不能来的时候，老伴高兴地着指着楼下说：来了，来了！
我朝楼下一看，四个人。我只认识老干局的黄造红，每次都是她带着领导来看我，给我发慰问金的。
小黄给我介绍说：那个干练而又充满英气的中年男子是徐述副局长，刚从部队转业，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来看望您；那个小年轻叫黄豫，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给人一种后生可畏、大有作为的感觉。最后，小黄指着身边一位胡子拉碴的人说：这位是作家李华生，今天就是他要采访您。
一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三次大的移民潮，分别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因此这种迁徙历史上称为“下南洋”。
我是广东省惠阳淡水人，我并不知道先人们究竟是什么原因流民到马来西亚的。父母在1929年老历的9月15日生下我，睁开眼睛看到的是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沙功秀埠。
在我6岁那年，母亲因为贫困交加早早地离开了我们。第二年，我便随父兄到了至柔士年埠。此时，父亲已经年老多病，只能靠两个哥哥（长兄赖洪，次兄赖才）支撑起全家的生活，但终是不能解决食粥温饱。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房东经常追租的粗暴情景。
11岁时，父亲因生活所迫加上患着传染病，被迫去了吉隆坡。这一别，便从此不再和父亲相见，至今阴阳两隔。
我10岁的时候，在土乃埠华侨学校免费念书。父亲走后，哥哥携着我坚持在士乃埠住了三年，即从1937年6月起至1939年9月，我先后在士乃埠中正学校和后来转为华侨公学里继续读书。
1940年5月，大哥在困难中建立了家庭，迁至柔佛士年纳埠任英制胶为活。我便一边学习，一边随着兄长去学习割胶贴补生活。
每一斤干胶（胶水化成的）量八分，钱资方给包工头五分钱，包工头才给工人三分或三分半。如果每日割十斤干胶值劳动代价一元六毫的话，资方就剥削了六毫，包工头剥削了五毫，工人要做二天工才能补助一日的伙食，一天不做就没有饭。假如碰到雨天或生病那么就完了，就要向包工头借钱，于是便欠上了钱债……
1941年秋，我读高小一年级。这一年，大哥省吃俭用，终于买了一间简陋的茅屋。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这个不合理的旧社会给了我很大的仇恨，为我日后加入马共奠定了思想基础。
我继续和兄嫂相依为命。
二
在我的童年，有一首歌曲对我的人生引起了巨大的震撼。这首歌曲让我知道了我的祖国是中国。
唱起我们的歌来，不要为别离悲哀
我们是现在的主人，伟大的责任在身上
燃起理智的火把，踏上人生的战场
在古老的国土上，唤起新生的力量
我们有共同的理想，我们有共同的信仰
……
这首《“别离”1941》的抗日歌曲，歌中悲壮的旋律，使我感受到了祖国正在经历血与火的煎熬。哥哥告诉我：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践踏祖国的疆土，马来西亚的华侨青年们在马共的号召下，纷纷回到祖国的怀抱，与中国人民肩并肩地投入到抗日战争之中。
年少的我，不知道马来西亚共产党是什么。哥哥就告诉我：马共在正式成立前，是以南洋共产党名义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一带进行活动的。南洋共产党是由中国共产党所派遣的5名特使协助筹建，于1928年1月正式成立的，党成员多为亲中国的华侨，直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那一年，我12岁。幼小的心灵深处，我懂得了什么是唇齿相依，什么叫同仇敌忾。
三
日军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攻占了马来亚和新加坡，而号称拥有10万兵力的英军联军除海军有所抵抗大败而退外，陆军几乎不战而退。至12月中，当日军已经势不可挡的时候，英国人才想到要亡羊补牢，以英军特别行动部东方任务团的名义，招收马共人员接受军训和武装，要他们成立敌后游击队。而之前，马共在中国抗日战期间就已经成立了马华抗敌后援会。
日军占领新马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和消除华人对当地的影响力，对当地华人进行了残酷的种族清洗，屠杀的近50万当地人里面华裔占了大多数。50万人对于当时人口只有五百万的马来亚来说，几乎是每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同胞遇害！
日军的凶残并没有吓倒当地的人民。相反，马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军在日据三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和日军进行了无数的战斗，得到了广大群众尤其是华裔的支持，队伍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发展到一万人左右，共八个独立中队分布马来半岛各地，其中大多为华侨子弟。当然，要对抗武装到牙齿的日军，游击队的牺牲也是很惨重的。
南太平洋上海涛在翻腾， 法西斯强盗带来战争
从北马边境到南马之端， 遍地是受难者的呻吟
多少的生命多少的财产， 在枪火中毁灭净尽
广阔的城市恬静的乡村， 到处发出反侵略的呼声
团结起来马来亚人民大众， 为自由解放斗争
誓死保卫马来亚领土完整， 打倒黑暗迎接光明
……
《马来亚颂》宣告了祖国人民和马来西亚华人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
四
长兄赖洪、次兄赖才都参加了马共领导的抗日军游击队。嫂子也加入了抗日的阵线，负责村里的抗日游击队妇女工作。
哥哥的家，也就是那间简陋的茅棚，因为是山区，又离埠镇较远，就成了抗日交通站。
交通站虽然简陋，但却是当地的抗日中心。很多的同志到这里开会、住宿，然后南来北往奔赴各地的抗日战场。
交通站又是抗日军锄奸队的出入地点，在这间抗日交通站的茅棚里，同志们经常以日本鬼子所做出的惨无人道现实教育启蒙我，教育我振奋起来一起抗日。我受到了同志的教育下，思想更进了一步，对日本鬼子的压迫和抽壮丁的卑鄙行径，更加增强了仇恨心。
1942年9月，锄奸队在我家布置锄奸任务，13岁的我随即报名参加锄奸队并负责带路，帮助锄奸队完成了锄奸任务。
锄奸队在我家出动锄奸，被日本鬼子发觉后，我家就成了日本鬼子清剿的目标。随即进剿山区游击队，我和大嫂分别跟随锄奸队避离了交通站。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扑空后，恼羞成怒地焚烧了交通站—我那赖以栖身的简陋的茅屋。
我和大嫂无家可归，锄奸队把我和大嫂安置到抗日军游击队的深山营地里。从此，我参加了抗日军游击队。
这一年我是14岁。因为年纪小，不能扛枪，就跟随着民运队长张粦和张昌等年长的同志走出山里营地，到另一处叫苏州园的山区埠的膠园工厂做民运工作。和工人们扎根在一起，做一些发动捐粮，收集情报的工作。后来，在张粦同志的带领下做交通员时，不论黑暗和暴风大雨，我都总是完成了任务。
张粦、彭明、张昌同志总是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事实来教育我，还经常以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穷苦来启发我，激励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必须为解除日本法西斯的统治，为马来西亚民主共国工人的自由和解放而奋斗！
有两件抗日的往事，令我终生难忘：
1943年10月，我在执行任务的途中，有二次被日寇和伪军发觉，敌人穷追不舍，我终于死里逃生最后摆脱。
1945年春，苏州边界有一个农场，主人是日本人。我和陈秀同志（海南人）就去发展日本农场主人为反战人士，我负责在门外放哨。陈秀同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和他谈判，最后取得了成功。日本农场主人还答应供给我们数千斤猪、羊、烟等生活物资。
五
看我们军号响斧镰旗飘扬
军歌慷慨军歌悠扬人人精神壮
大家努力向前夺回我们的土地
冲冲冲冲杀杀杀尽一切法西斯
看最后的抗日胜利
这是怒吼在马共游击队里嘹亮的《军歌》。这首《军歌》与祖国人民的《义勇军进行曲》同仇敌忾、遥相呼应，唱出了华夏儿女不可战胜的共同心声，直唱得日本鬼子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1945年9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终于滚回了他的老家。
日本投降了。
区委委员黄平同志带领我和丘木桂到柔仸洲，在那里负责组织建立树胶工会。1946年，组织上又派区委方友同志带领我和丘木桂调回到了原来居住的士年纳埠。
这时，两个哥哥和大嫂也调回士年纳埠。区委方友同志秘密成立起党支部，杜新同志为支部书记，丘木桂、彭现仁、冯义、钟喜、赖洪和我为支部委员。
伟大的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儿女，为祖国的抗日战争付出了无声的代价和巨大的牺牲。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
“马来亚的侨胞用一切力量援助祖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
是啊，马来华侨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也为马来人民赢得了荣誉与尊严。
六
这是1949年1月中旬，一个雨后天晴的日子。
我和长兄赖洪回到惠阳县淡水镇，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和故乡。
住在叔父赖玉的家里有了二个多月的光景，我的心境还是不能平静。每日情绪不安，每时每刻都在找寻部队的线索。
我终于找到了入伍的道路，便和二团负责联络华侨工作的许进同志准备入伍，叔父赖玉对我说，你又要参加游击队？游击队里面的生活是很辛苦的，叔父家里吃什么你就吃什么，过些日子我便找生意给你做。
1949年3月底，我又一次离开家乡。由当时长告乡游击队的武工队长黄运泉、许进同志介绍，我荣幸地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江游击队，投身于中国革命的解放斗争。参队后，被编入东江一支二团团部工作。
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从此，我从东江纵队转入到了地方，在惠阳县政府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