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拾惠州客家文化自信是当务之急 惠州客家文化与梅州客家文化，同属广东分布最广的两地客家文化。“客家人是拥有一亿多人口的中国汉族最大的民系。客家先民原为中原人氏，以贵族望族义民为主体，因战乱等原因南迁，从中原文明沃土到南方的蛮荒深山，经千年迁徙，繁衍生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自己独特人生观、价值观和独特的汉民系文化。”走进梅州的中国客家博物馆，迎面展墙上作如此宣示，对梅州与惠州客家文化的源头作了高度概括，是我们认识两地客家文化共同的根基。 然而，两地对客家文化的认识和传承，却有很大的差距。梅州作为客都的象征，正在全方位打造客家文化城，开发了众多客家文化品牌产品，客家文化氛围非常浓郁。一个标志性的中国客家博物馆，成为收藏、展示、研究客家历史文化的综合性展馆，分为主馆和分馆黄遵宪纪念馆、大学校长馆、将军馆组成。主馆主题展览分“客从何来、客家风情、地标围屋、人文秀区、客家腾飞”五个部分，多角度地全面展示梅州乃至全球客家的历史文化。客家盛产名人，其中有文人，也有军事家，林林总总，令人目不暇接。黄遵宪是梅州人崇尚有加的爱国诗人和外交家，这位曾出使海外、参与戊戌变法的名门之后，在专题纪念馆里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大学馆里可以看到晚清以来梅州籍的海内外大学校长的生平事迹，人数竟有228位之多。将军馆展示从辛亥革命先驱、长征英杰、抗日名将、开国功臣、当代骄子的将军，数风流人物竟有473位。全新推出的客家大型歌舞表演《客家意象》，让人看得如痴如醉。序幕《南迁》将观众的思绪带回当年客家人南迁的场景，随着《家园》、《情爱》、《祈福》、《歌会》等故事情节的展开，我们看到坚韧的客家人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如何建设家园及迁徙海外的行踪，其中也塑造了勤劳能干的围屋女人的形象。《歌会》则是全剧的高潮，以客家经典的传统山歌为主线，经过现代音乐包装，极具丽质的歌声唱得娓娓动听，入耳入心。每一节表演帷幕落下，游客观众都先是含蓄地沉默紧接着长时间爆出热烈的掌声。 可以说，走进中国客家博物馆，就走进被高度浓缩的客家文化的全方位展示厅。梅州不亏是中国客家之都，享有无可争辩的荣誉。同是客家地区的惠州，包括历史上的“惠州十属”，虽然地域广袤，但对客家文化的弘扬和传承与梅州相比，却望尘莫及；甚至对惠州客家文化特点的探讨与资源整合充其量仍处在朦胧的初始阶段，不仅氛围不足，成效也不大，对客家文化产业及产品的开发，更谈不上形成气候，与梅州形成巨大的落差。这些年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如出版了数期《惠州客家》期刊，成立了东江文化研究会，对惠州的客家源流、围屋民居、风情习俗、语言特点等作了初步探讨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还创作了历史歌舞剧《东坡与朝云》，拍了电影《东江特遣队》和以东征、东纵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但大都比较粗糙，难以流传下来，有的还成了过眼云烟；东江纵队抗战期间，在香港抢救众多文化名人和北撤抗日参加解放战争迎接全国解放，这是东纵文化两件大事，有口皆碑，影响非常深远。可惜，我们只是在罗浮山搞了个东纵纪念馆，出版过一些纪念书册，如何深入宣传和表现东纵革命精神，并且同客家人崇文尚武的历史传统结合起来加以传承升华，仍有很多空白点。曾有学者担心，惠州客家文化会否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断掉。他们说，汉剧不是你的，是移植剧种，如今在惠州也消亡了，只剩下几个遗老孤少成立汉剧联谊会，缅怀汉剧在惠州曾有过的辉煌。客家山歌剧你也搞不起来，采茶戏是江西客家人的，现在也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蓝田瑶族的舞火狗，惠东的渔歌，博罗的粤曲，河南岸的李家拳和小金口的麒麟舞，还有龙门的农民画，这些品种不少都进过上海世博会，但除了麒麟舞、李家拳外，大都不属于客家文化的艺术范畴，或者没有同客家文化发生紧密联系。如今惠州客家文化除了黄红英的客家山歌和《东江谣》，还真的找不出有代表性的文艺形式和代表作品可以登上大雅之堂。现在我们面临的窘境，一方面文化惠州建设的号角越吹越响，另方面传承惠州客家文化的调子越唱越式微。 之所以出现这种令人堪忧的走势，根本原因还是我们缺乏对惠州客家文化的自信。如何看待惠州客家文化，正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惠州不是纯客家地区，惠州的客家文化是杂合文化，没有什么代表性，不值得花大气力去研究。对于客家文化在惠州地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无论是官方还是专家学者，都似乎有些底气不足，不敢大胆发声，理直气壮地表明惠州就是实打实的客家地区。如何重拾惠州客家文化的自信心，已成为弘扬和传承惠州客家文化的当务之急。弄清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看待惠州客家文化的兼容性问题，是如何认识惠州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则是要分清惠州客家文化与梅州客家文化的异同，从中找到我们的比较优势，认清惠州地域文化的特点，包括反思惠州客家文化的局限，形成文化引领的高度自觉，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精神文化家园。 （二）惠州客家文化兼容性全省首屈一指 惠州是一座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文化名城。我们的地域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涵盖面很广，在岭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丰富的文化资源中，有地域性源远流长的客家文化，也有兼容包容特色鲜明的多元文化；有传播力很强的罗浮山道教文化，也有影响力深广的名人大山文化；有以东征、东纵为代表的革命历史文化，也有品种繁多的民俗民间文化；有从中原历史延续下来的农耕文化和兵耕文化，也有改革开放发展和培育的重商文化和海洋文化。文化资源的多样性、多元化、兼容性在全省首屈一指。加上历史上“惠州十属”的人文地缘关系，惠州的文化资源实际上还涵盖河源、汕尾、宝安（今深圳）、增城、新丰及东莞和香港一部分客属地区，远比现在的惠州市地域范围的影响广泛深远得多。 惠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黄雁行在《文化的精灵》一书序言中指出：“惠州不是纯客家地区，具有客家文化、广府文化、潮汕文化以及本土先民文化的兼容性，同纯客家地区的梅州有着文化背景与资源特色的诸多异同。纯有纯的长处，杂有杂的优势。纯可以更好地追根溯源，杂可以通过包容兼收并蓄；纯能够成为研究客家文化的正统符号，杂可以推进客家文化在融合中创新发展。”这一高屋建瓴的分析，对我们正确认识惠州客家文化的比较优势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岭南文化本来就具有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等多元文化的兼容特征。但岭南文化的中心是广府人聚居的广州，因此广州人谈论岭南文化更多地以广府文化为其轴心，这在区域文化学上很正常，并没有排斥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的含义。同样，作为岭南文化重要分支的惠州地域文化，落地居住的八成以上都是客家人，从地域分布学上必然是以客家文化为其主干，兼有广府文化、潮汕文化以及本土先民文化的渗透与融合。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符合地域文化的发展规律。正因如此，正确看待惠州以客家文化为轴心的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就显得尤其重要。其实，所有文化元素、文化现象乃至文化资源，都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推进的。众多文化资源共享之间都只有独特个性而没有排他性。研究惠州客家文化与多元文化的融合与碰撞，以及在这种融合与碰撞的嬗变中所形成的新的人文精神与文化特质，本身就是一件相当艰巨而又意义深远的工作。趋同性与差异性本来就是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一个突出特征。趋同性与差异性的碰撞结合，才能使文化生生不息，变得朝气蓬勃而富有生命力和传播力。应当看到，多元文化在惠州融合空间之大，在岭南地域文化中是绝无仅有的，把这个课题研究透了对岭南文化和惠州文化就是一大奉献。 事实上，岭南文化所具备的开放兼容、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灵活变通、自强不息等精神品质，惠州的客家文化比梅州的客家文化理应融会贯通得更充分些。比方说，梅州客家地区由于历史上的封闭，重商性就比广府和潮汕地区差些，惠州由于多元文化融合，加上地域优势，重商性就表现得比纯客家地区的梅州更加鲜明。在当代改革开放浪潮中，惠州的经济发展就得益于比内地纯客家地区更加开放，重商性的文化品格推动了大项目的落户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使惠州较快实现由沿江城市向沿海工业城市的历史性跨越。 值得一提的是，惠州在历史上还是客家地区唯一的出海口。客家人从中原南迁先到赣南、闽西再转粤东，经过一千多年的五次大迁徙，“逢山必有客，逢客必住山”，只能选择蛮荒的山野居住，而广府人、潮汕人比客家人先入粤，沿海地区被他们所瓜分，唯独惠州大亚湾留给了后到的客家人。现在看来答案不难找到，大亚湾历史上是封闭的海湾，没有大河注入，不能形成发达的沿海滩涂农业，加上明清以来一直实行禁海令，所以先期入粤的广府人、潮汕人都看不上这块地方。加上唐宋以来惠州又被中原统治者视为“蛮貊之邦”、“瘴疠之地”，是贬官罪吏的“放逐之所”和发落犯人的“南蛮之地”，这就无疑增加广府人、潮汕人占据和开垦大亚湾的疑虑，客家人倒占了便宜，入住这块经济不发达而又声名狼藉的地方。历史似乎是开了一个大玩笑。因为谁也想不到这块历史上比内地纯客家地区更为封闭的地方，在近现代史上随着岭南文化海洋经济的崛起，变成了客家人重要的开垦地和出海口。这个出海口的概念，应当包括与大亚湾连成一体的香港，深圳原属的宝安和香港新界这些客家人聚居的地方。历史告诉我们，有出海口就能更快接受海洋文化，有海洋文化就能催生外向型沿海经济，所以惠州经济发展从整体上比梅州快，更早起步走向全球化。这也是惠州的客家文化与梅州的客家文化最大的不同之处。客家文化研究专 （三）东坡文化与客家文化融合特色鲜明 如前所述，研究惠州客家文化的比较优势，离不开对惠州历史上多元文化的整合与创新。客家人年复一年南迁东江流域的“惠州十属”地区，无论在客属居民总数、文化熏陶程度、开拓进取精神、生产发展水平等诸方面，都比原住民强出许多，客家文化逐渐成为当地文化的主体。这种强势文化到了苏东坡寓惠时期，逐渐形成先进的农耕文明和改变现状的进取精神，所以才有后来“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之说。东江文化研究会始创人、惠州大学教授 东坡寓惠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呢？长久以来，官方和学者对此并没有完整的统一认识，甚至相距较远。官方观点主张与海南儋州、湖北黄冈轮流举办东坡节，联合打造东坡文化品牌和城市文化名片。学者观点如蒋子龙提出苏东坡不完全属于惠州，只能用王朝云来说苏东坡，用苏东坡衬托王朝云。以 惠州人对苏东坡的崇尚与爱戴，并不只是因为苏东坡是大文豪、大诗人，在惠州写下多少传颂至今的诗文作品，这仅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苏东坡不顾自己的戴罪之身，想方设法通过为惠州民众做善事的方式，不断地把中原灿烂的农耕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推介给惠州，与惠州黎民百姓建立了血肉情怀的联系。苏东坡寓惠三年的许多诗作，虽然少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样的豪放大气，却多了“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亲民悯民爱民之情愫。他的许多为民而写的诗浅显易懂，读来朗朗上口，极易在民间流传，惠州的佳山丽水、民情风物，通过苏东坡如椽大笔的推介从此走出深闺誉满天下，令世人刮目相看。众多学者认为，苏东坡是最早宣传惠州的出色的形象大使，是向世人推广宣传惠州“南来万里真良图”的第一人。正是通过苏东坡这位第一任形象大使的出色推介，极大地激起了惠州这块长期被封建统治者视作“南蛮之地”、“贬逐之所”的惠州人的自信，有了对自己的文化家园被更广泛地认同的诉求。惠州人由此增添了底气和自信心，激发出奋力改变现状的拼搏进取、不甘人后的精神。而这才是惠州开埠以来最为重要的文化根柢，是惠州传统文化的主要体现和精神支柱。此后的惠州，从历史到现代，都可清晰地看到这种力图改变现状寻求新的突破，奋力进取弄潮争先精神的不断演进，直至改革开放以大亚湾沿海工业带和仲恺国家级高新技术区建设的带动，都充分表现出从苏东坡寓惠即惠州开埠伊始所孕育的文化特质与城市个性。“如果我们站在惠州文化史的长河中考察，就不能不研究苏东坡；找寻惠州文化的源头，也不能不找到苏东坡。”惠州学院 诚然，文化是传承的，文化传播是文化的本能，也是文化发展的原生动力。惠州作为客家地区这种地域文化的特质，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历史的演进，会不断借助文化传播的翅膀，实现文化空间的拓展和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使以客家文化为主干的地域文化走得更远，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彩。而这种体现惠州客家文化与多元文化的渗透、兼容、补充、整合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质，有力地推动着地域文化的创新发展，使之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笔者认为，这正是惠州客家文化有别于梅州客家文化的一大比较优势。认清这一比较优势，我们才能形成推动地域文化发展的全社会高度的文化自觉。 （四）崇文尚武惠州拥有地域性文化优势 惠州与梅州除了纯与杂的文化差异性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就是历史上客家人崇文尚武这一共有特征的品格差异。原为中原贵族望族的汉民系历经一千多年的五次大迁徙，为维护族群在战乱、灾荒和横逆中的生存发展，有两个方面的精神品格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是崇文，一个是尚武，而崇文与尚武又是紧密结合在一体的。客家人无论如何四处漂泊辗转迂回，总是保留和弘扬固有的中原文化，以耕读为本，以兴学为乐，以知识为荣，所谓“勒紧裤带缴子女读书”，就是这种崇文重教的写照，体现出客家人刻苦勤劳、奋发好学、努力上进，争取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精神品格。尚武则是客家人在不断迁徙中，为防止被原住民欺侮和外族入侵而养成的练武习俗，目的出于迁徙途中和定居之后的自我保护。如叶挺将军纪念园中的腾云学堂、育英楼、练武房那样配备齐全，文武双全培育客家后人。 千百年来，崇文尚武这种文化特质，成为客家人不可或缺的生存智慧与谋生手段，在近现代史上更是培养出大批文化素质较高的政治家与军事人才。据地方史料记载，梅州近现代有将军300多个，惠州据不完全统计也有90多个。但惠州与梅州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梅州本地历史上发生的战事不多，将军和开国功臣大都到外地带兵打仗，而惠州地处粤东门户，地理位置紧扼军事要冲，成为近现代史上的一个主战场，惠州人由此经历过太多的战争磨难与考验，梅州则没有这种条件与可能。事实上，鸦片战争、辛亥革命都同惠州有关，东征、东纵战事就先后发生在惠州这块兵家必争之地上，日本侵略军蹂躏华南也是从大亚湾登陆，兵分四路攻打广州。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惠州的高潭等地还是红十一军活动的战场，澎湃在海丰最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发生在惠州的两次东征改变了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政府的走向，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纲，办起了历史上声名显赫的黄埔军校。而惠州是黄埔军校重要生源地，惠州籍的黄埔军校毕业生就有257人之多，战死在东征和北伐战场上的并不在少数；叶挺独立团客家籍战士就占了85%之多。北伐战争中叶挺率部长驱直进，连战皆捷，屡建奇功，被誉为“北伐名将”，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东江纵队历经八年艰苦抗战更是书写了光辉历史。 文化无所不在。战争也是一种文化，并且是文化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是快节奏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全面碰撞与较量，战争造成的后果因而影响最大，可以摧毁一个地区的经济与民生，也可以用战争手段快速推进一个地方的发展。惠州既然是近现代主战场，全民都得到锻炼与考验，这是梅州所望尘莫及的。换句话说，通过接连不断的战争磨练，锻造惠州客家人比梅州客家人更加骄勇善战，近代史上的叶亚来、袁崇焕，现代的叶挺、邓演达、曾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进而细述下去，作为客家一道亮丽风景的围龙屋，不仅透示出客家族群曾经的富庶与兴旺，累累弹痕更记录着历史上的血雨腥风。笔者曾考察过惠州客家围屋与梅州客家围屋的异同，梅州多为圆形封闭式结构乃至多个圆型围屋聚合，惠州大都为方型建筑且四角皆有碉楼，这种状况反映了生存环境恶劣程度的差异。惠州（包括惠州十属）历来战事频仍动乱不断，兴建方型围屋更具防卫功能，加上四周碉堡能从各个方位守望相助，痛击来犯之敌。 而令笔者感触殊深缅怀不尽的，是市作家协会组织到博罗官山村采风。到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战争年代，这里成了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三支队司令部的所在地，村中两座坚实围屋就成为部队囤兵习武的驻扎营地，由此上演著名的上坪伏击战震撼惠州大地。如今新老围屋与碉楼虽已铅华褪尽，围墙上下爬满岁月的青苔，然在作家们穿越历史的眼光中，它就像凝固的立体音乐，古老苍劲的容颜依然展现着它不老的风范，赋予官山客家之魂神秘而隽永的基色，也为官山村客家人今天的发展增添了厚重的历史底蕴。 笔者最后想说的是，惠州客家文化并不比梅州客家文化逊色，而是各有自己的地域特点和文化特质。我们应该认清自己的比较优势，增强发展和传承惠州客家文化的自信，切实做好文化大市的资源整合工作，进一步理顺传统文化发展的脉络肌理，为推动和提升惠州客家文化水平创造先决条件。特别应看到如同蒋子龙提出惠州是珠三角的文化母城，如何做好兼容特色鲜明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开掘、整理和融合提升，本身就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开创性的工作，需要我们加倍做出努力。 |
